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其理论体系以货币主义为核心，以自由市场为信仰，以最小政府为理想，深刻重塑了现代经济学与公共政策。从货币供应的“单一规则”到教育券的市场化改革，从永久收入假说到负所得税的福利创新，弗里德曼的思想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命题：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机制，而政府干预往往是经济波动的根源。
一、货币主义：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与“单一规则”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奠基人，他颠覆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范式，提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过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他以详实数据证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而70年代的滞胀危机，则是货币供应失控的直接后果。
基于此，弗里德曼提出“单一规则”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应按固定比例（如3%-5%）逐年增长，且增长率需提前公开承诺、长期坚持。这一规则的核心在于排除人为干预，通过机械化的货币供给稳定市场预期。他尖锐批评美联储的“相机抉择”政策，认为其“如同驾驶汽车时紧盯后视镜”——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通常12-18个月）导致政策效果与初衷南辕北辙。
二、自由市场：资源配置的终极效率与政府边界
弗里德曼坚信，自由市场是“人类发现的唯一能够让多数人自愿合作的方式”。他通过三个维度论证市场优越性：
信息效率：价格体系是“分散信息的超级计算机”，能够瞬间传递供需变化并激励资源流动。若没有价格机制，只能依赖中央计划者的“命令体系”，其信息成本与决策失误率将远高于市场。
创新动力：私有企业的利润驱动机制比国有企业更有利于技术创新。他以1970年代美国电信业为例，指出AT&T的垄断导致技术停滞，而解除管制后，光纤通信与移动通信革命迅速爆发。
权力制衡：自由市场通过经济权力分散化，防止政治权力集中。他警告：“若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合二为一，暴政将不可避免。”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撒切尔夫人“私有化革命”与里根政府的“放松管制”政策。
弗里德曼对政府干预持极端怀疑态度。他讽刺道：“如果政府掌管撒哈拉沙漠，不出五年沙子就会短缺。”在他看来，政府的核心职能应严格限定于：
维护法律与秩序
保护私人产权
提供国防与外交服务
纠正市场外部性（如环境污染）
面对贫困与教育不平等问题，弗里德曼拒绝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路径，转而设计市场化改革方案：
负所得税计划：针对低收入群体，政府不再通过复杂的福利计划（如食品券、住房补贴）进行干预，而是直接通过税收系统发放现金补贴。例如，设定贫困线为年收入1万美元，若个人收入为5000美元，则政府按一定比例（如50%）补足差额，即发放2500美元。这一方案既保障基本收入，又避免传统福利导致的“工作惰性”。
教育券制度：政府向家长发放可兑换学费的凭证，允许其自由选择公立或私立学校。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指出，教育券能打破公立学校垄断，通过市场竞争提升教育质量。智利在1980年代全面推行教育券后，私立学校市场份额从30%跃升至60%，学生成绩显著提高。
四、经济哲学：自由优先于平等，选择重于运气
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深深植根于自由主义哲学。他提出三个核心命题：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主张“将自由置于平等之上”，认为“一个将平等置于自由之上的社会，既无法实现平等也无法实现自由”。他区分了三种平等：
先验平等：人生而自由且平等（天赋人权）
机会平等：每个人凭能力追求目标（反歧视立法）
结果平等：收入分配均等化（他视为“乌托邦幻想”）
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应保障前两种平等，但绝不能追求结果平等，否则将扼杀市场激励。
选择与运气：承认资源分配受运气影响（如家庭背景），但强调“选择”的决定性作用。他以自身经历为例：“我出生于纽约犹太移民家庭，若选择安于贫困，今日不会在此演讲。”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在《自由选择》中，他论证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历史表明，政治自由总是由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保证。若经济权力集中于政府，政治自由必将消亡。”
五、历史影响：从学术争议到政策革命
弗里德曼的思想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蜕变：
学术层面：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在消费分析、货币理论及政策复杂性领域的贡献”，标志着货币主义正式进入经济学殿堂。
政策层面：撒切尔夫人将他的《货币主义实验》奉为“圣经”，里根政府采纳其“供应学派”主张，智利皮诺切特军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争议与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学界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弊端，但弗里德曼关于价格机制、信息效率的核心观点仍被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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