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秉（生卒年不详），字德枢，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重要官员与经学大家。其仕途轨迹清晰展现了从学术传承到政治实践的转变，而核心线索便是他始终服务于孙吴政权，最终成为太子孙登的老师。
一、学术渊源：郑玄门下的经学传承
程秉的学术根基始于东汉末年大儒郑玄。作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通古今之学”著称，其门下汇聚了众多后来影响三国政治的学者，程秉便是其中之一。据《三国志》记载，程秉“逮事郑玄”，即长期追随郑玄研习经学，系统掌握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核心要义。这一学术背景不仅奠定了他的儒学根基，更成为其日后进入孙吴政权的核心资本。
二、避乱交州：士燮幕府的过渡时期
汉末中原战乱频发，程秉为避祸南迁至交州（今越南北部及广西部分地区）。在此期间，他与另一位经学大师刘熙“考论大义”，进一步深化了对五经的理解。交趾太守士燮久闻其名，任命程秉为长史。士燮是岭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其幕府汇聚了大量中原流亡士人，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程秉在此担任长史，既是对其学术能力的认可，也为其积累了地方治理经验。然而，这一阶段仅为过渡——士燮虽为割据势力，但始终未脱离东汉朝廷名义管辖，而程秉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回归中原主流政治舞台。
三、入仕东吴：孙权礼聘的太子太傅
程秉仕途的转折点出现在孙权统治时期。建安末年至黄武年间，孙权为巩固政权合法性，大力招揽名士以充实幕府。听闻程秉的儒学声望后，孙权“以礼徵秉”，将其从交州征召至建业（今江苏南京）。这一举措具有双重意义：对孙权而言，程秉的加入强化了东吴政权的文化正统性；对程秉而言，则意味着从地方幕僚正式跻身中央决策层。
程秉入吴后，迅速获得孙权重用，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成为太子孙登的核心导师。这一职位不仅要求深厚的儒学造诣，更需具备政治智慧与道德表率作用。程秉在任期间，以经学教化太子，尤其注重婚姻伦理与礼教规范。黄武四年（225年），孙权为孙登聘娶周瑜之女为妃，程秉以太常身份主持迎亲仪式，并借机向孙登进谏：“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强调太子应“尊礼教於闺房，存周南之所咏”。这一教诲既体现了程秉对儒家礼教的坚守，也反映了东吴政权试图通过文化整合巩固统治的意图。
四、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身份
程秉的仕途成就与其学术贡献密不可分。他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著作，总计三万余言，对五经进行了系统阐释与批判。这些著作不仅在学术领域具有重要地位，更成为东吴政权教育官员、规范礼仪的重要依据。例如，其《尚书驳》对《尚书》的训诂与义理发挥，为东吴官学提供了标准教材；《论语弼》则通过注解《论语》，强化了儒家伦理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
在政治实践中，程秉始终以孙吴政权利益为出发点。他虽曾师从郑玄、与刘熙论学，但从未陷入学术门户之争，而是将儒学转化为服务现实政治的工具。例如，在主持孙登婚仪时，他刻意引用《诗经·关雎》的典故，将婚姻伦理与王道教化相结合，既符合儒家传统，又契合孙权树立太子威望的需求。这种学术与政治的平衡，使其成为孙吴政权中罕见的“纯儒”型官员。
五、历史评价：儒学正统的象征
陈寿在《三国志》中将程秉与严畯、阚泽并列为“一时儒林”，认为他们是东吴政权中儒学正统的代表。这一评价揭示了程秉的历史定位：他不仅是孙权的手下，更是东吴文化战略的关键执行者。通过程秉的仕途轨迹，可见孙吴政权在武力征服之外，始终注重通过文化整合构建合法性，而程秉这样的儒学大师，正是这一战略的核心载体。
程秉的一生，从郑玄门徒到士燮长史，再到孙吴太子太傅，始终围绕儒学传承与政治实践展开。他既是孙权的手下，更是东吴政权文化正统性的象征。其仕途成就证明，在三国乱世中，学术与政治并非对立，而是可以通过智慧与策略实现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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