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皇室称谓体系中，“公主”作为皇帝女儿的专属称谓，其演变轨迹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特征。宋朝公主的称谓体系尤为特殊，既延续了前代“公主”传统，又因“帝姬”改制与“国公主”封号形成独特制度，其背后蕴含着礼制沿革、政治联姻与皇权象征的多重逻辑。
一、从“公主”到“帝姬”：称谓变革的政治隐喻
“公主”称谓始于战国，其起源与周代礼制密切相关。据《春秋公羊传》记载：“天子嫁女子于诸侯，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故谓之公主。”周天子嫁女时，因身份尊贵无法亲自主婚，遂由同姓诸侯（多为公爵）代为主持，故称“公主”。这一称谓既体现了周代“尊尊亲亲”的礼制原则，也暗含通过联姻强化宗法秩序的政治意图。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赵佶为彰显“复古崇周”的政治理念，仿照西周“王姬”制度，将“公主”改称“帝姬”。这一改制并非简单称谓替换，而是试图通过礼制重构强化皇权合法性。徽宗在诏书中明确指出：“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将公主封号从“以国号为名”改为“以美名二字易其国号”，如“益国公主”改称“顺淑帝姬”，“长公主”改称“长帝姬”。然而，这一改制仅维持14年，南宋初年因“不便”被废除，恢复“公主”旧制。
二、“国公主”封号的双重逻辑：礼制等级与政治联姻
宋朝公主的封号体系严格遵循礼制等级，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称谓区分皇室成员的辈分与地位。根据《宋史·公主列传》记载，宋朝公主按身份分为三类：
皇帝之女：初封“公主”，出嫁后晋封“某国公主”（如“兖国公主”“秦国公主”），称“国公主”；
皇帝之妹：称“长公主”，出嫁后晋封“某国长公主”（如“郑国长公主”）；
皇帝之姑：称“大长公主”，出嫁后晋封“某国大长公主”（如“秦鲁国大长公主”）。
这种封号制度不仅体现了儒家“尊尊亲亲”的伦理秩序，更服务于政治联姻需求。例如，宋真宗之女庆寿公主（后改封“秦鲁国大长公主”）历经五朝，其封号随皇帝更替不断晋升，既彰显皇室对宗室女性的重视，也通过联姻巩固与功臣集团的关系。又如，宋徽宗之女柔福帝姬在靖康之变后被掳至金国，其封号“柔福”暗含对金国“柔顺”的政治隐喻，而南宋高宗恢复其“福国长公主”封号，则试图通过称谓重构皇室正统性。
三、称谓背后的权力博弈：皇权、礼制与士大夫的三角关系
宋朝公主称谓的演变，本质上是皇权、礼制传统与士大夫政治博弈的结果。徽宗“帝姬”改制虽以“复古”为名，实则暗含突破礼制束缚、强化皇权独裁的意图。然而，这一改制遭到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反对。南宋初年，臣僚上书指出：“古者妇人称姓，故周曰王姬……本朝为商后，非姬姓，不可以称用。”这一论调不仅从礼制角度否定改制合法性，更隐含对徽宗“僭越”行为的批判。最终，高宗赵构为稳定政局，选择恢复“公主”旧制，体现了皇权对士大夫政治的妥协。
此外，公主封号中的“国号”选择也暗含政治考量。宋朝公主多以“兖”“秦”“鲁”等古国名封号，既延续了周代“分封”传统，又通过称谓强化“天下共主”的象征意义。例如，宋仁宗之女福康公主进封“兖国公主”，其封号“兖”为古九州之一，暗含对“大一统”的政治宣示；而宋高宗之女康公主封“庆国公主”，则通过“庆”字传递对南宋“中兴”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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