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作为曹魏后期权倾朝野的宗室重臣，其是否意图篡位一直是历史争议焦点。从其行为轨迹、权力运作及最终结局来看，曹爽虽未明确实施篡位行动，但其专权乱政、逾越礼制、架空皇权等行为，已具备篡位者的典型特征。这场权力游戏的崩塌，既源于其个人野心膨胀，更暴露了宗室权臣与士族集团权力博弈的深层矛盾。
一、权力巅峰：从辅政大臣到事实上的“无冕之皇”
曹爽的崛起始于曹叡临终托孤。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危时，曹爽以大将军、假节钺的身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成为曹魏军政核心。然而，权力天平的倾斜始于正始年间：
架空司马懿：曹爽通过“尊司马懿为太傅”的计谋，剥夺其兵权，使其逐渐退出决策核心。同时，曹爽大量提拔亲信，如丁谧、何晏、邓飏等“浮华派”官员占据尚书台要职，形成以曹氏宗室为核心的权力集团。
控制禁军：曹爽任命弟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直接掌控洛阳禁军，使皇权失去军事屏障。据《三国志》记载，曹爽“出入禁闼，动作皆先启后行”，实际已取代皇帝行使最高权力。
软禁太后：为消除政治对手，曹爽采纳邓飏之谋，将郭太后迁往永宁宫软禁，切断其与朝臣的联系。这一举动被司马懿视为“离间二宫，伤害骨肉”，成为高平陵政变的重要借口。
曹爽的权力扩张已突破传统辅政大臣的权限边界，其日常饮食、车服、仪仗均“拟于乘舆”，甚至私取先帝才人、擅用武库禁兵，这些行为在封建礼法中均属“谋逆”范畴。尽管曹爽未公开称帝，但其权力运作模式已与篡位者无异。
二、篡位隐忧：从军事冒险到政治孤立
曹爽的专权行为引发了多重危机，其篡位意图虽未显化，但已具备实质性威胁：
军事冒险失败：正始五年（244年），曹爽为树立军功，贸然发动兴势之战，率六万大军伐蜀。结果因后勤不济、指挥失误，被蜀将王平以三万兵力击溃，死伤惨重。此次失败不仅削弱了曹魏国力，更暴露了曹爽军事能力的缺陷，使其失去将领支持。
政治孤立加剧：曹爽排斥异己的手段极为粗暴。他罢免卢毓、傅嘏等忠直之臣，打压司马懿、蒋济等元老重臣，甚至对曹魏宗室也进行清洗。这种“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导致朝堂离心离德，为司马懿发动政变创造了条件。
经济盘剥激化矛盾：曹爽集团通过“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等手段掠夺国家资源，同时纵容亲信贪污受贿，导致“百姓苦之”。这种经济盘剥加剧了社会矛盾，使曹爽集团失去民心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曹爽的篡位意图虽未明确，但其亲信集团已存在推动篡位的动向。例如，邓飏、丁谧等人曾劝曹爽“建天子旌旗，乘王车”，这些建议均超出辅政大臣权限，隐含篡位野心。
三、高平陵之变：权力游戏的终极审判
正始十年（249年），曹爽陪同少帝曹芳拜谒高平陵时，司马懿发动政变，以“谋反”罪名诛杀曹爽三族。这场政变的成功，本质上是士族集团对宗室权臣的清算：
司马懿的舆论操控：司马懿通过“诈病赚曹爽”的计谋，成功麻痹对手。政变时，他以郭太后名义发布诏书，指控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将曹爽的专权行为定性为“谋逆”。这种舆论攻势使曹爽集团陷入道德劣势。
曹爽的致命抉择：面对政变，曹爽本有机会挟天子至许昌，以“清君侧”名义号召四方兵马反击。然而，他最终选择投降，原因在于：其一，曹爽集团内部存在分歧，桓范虽力主反击，但曹羲、曹训等兄弟犹豫不决；其二，司马懿通过蒋济、尹大目等人传递“仅免官”的承诺，使曹爽产生侥幸心理；其三，曹爽长期骄奢淫逸，已失去将士信任，其“富家翁”的幻想暴露了其政治短视。
历史审判的双重性：曹爽被诛后，司马懿以“大逆不道”罪名夷其三族，并罗织“阴谋三月中发”等罪状。这种审判虽带有政治清算色彩，但曹爽的专权行为确实触犯了封建礼法的底线。从结果看，曹爽的覆灭标志着宗室权臣时代的终结，士族集团开始主导曹魏政局。
四、历史镜鉴：权力膨胀的必然结局
曹爽的悲剧在于，他未能平衡权力扩张与制度约束的关系。其专权行为虽未直接导致篡位，但已严重破坏了曹魏的政治生态：
制度破坏：曹爽通过“尊司马懿为太傅”等手段架空辅政制度，使权力集中于个人，为后世权臣树立了恶劣范例。
道德崩塌：其逾越礼制、贪污受贿等行为，使曹魏宗室失去道德权威，为司马氏篡权提供了口实。
政治短视：曹爽集团忽视士族利益，导致朝堂孤立；其军事冒险又削弱了国家实力，最终在政变中毫无还手之力。
从历史规律看，权臣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如霍光般“功成身退”，要么如梁冀般“身死族灭”。曹爽的选择，本质上是权力膨胀后的必然结局。他的故事警示后人：在封建专制体系中，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时，野心与道德的失衡终将引发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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