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融（653—706年），字安成，齐州全节（今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是唐朝时期一位兼具卓越文学才华与复杂政治经历的大臣。他不仅在初唐文坛上占据重要地位，位列“文章四友”之一，更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文学成就：华美文风，引领风潮
崔融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文学天赋，其文风华美，铺陈排叙，洋洋洒洒，深受时人赞誉。他初应八科制举，皆及第，这一辉煌成就不仅彰显了他的学识渊博，更为他日后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融的文学才华很快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他累补宫门丞、崇文馆学士，后任太子李显的侍读，兼侍属文，东宫表疏多出其手，足见其文学造诣之深。
武则天时期，崔融的文学才华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他撰写的《启母庙碑》和《朝觐碑》深受武则天赏识，尤其是《启母庙碑》，更是让武则天深加赞美。崔融的《洛出宝图颂》和《则天哀册文》更是其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尤其是《则天哀册文》，他苦思过甚，用思精苦，最终因过度劳累而发病去世，这份对文学的执着与热爱，令人动容。
崔融的诗歌创作同样值得称道。他的诗作《拟古》《从军行》等被收入《全唐诗》，展现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此外，他的《唐朝新定诗格》（又名《诗体》）传入日本，经空海法师收录于《文镜秘府论》，对日本汉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生涯：起伏跌宕，历经波折
崔融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起伏与波折。他初入仕途时，凭借卓越的文学才华迅速攀升，历任宫门丞、崇文馆学士、太子侍读等职。然而，随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逐渐提升，他也逐渐卷入了宫廷政治的漩涡之中。
久视元年（700年），崔融因忤逆宠臣张昌宗之意，被贬为婺州（治今浙江金华）长史。这一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但他并未因此沉沦。不久之后，张昌宗怒解，崔融又被召回朝廷，担任春官郎中，知制诰事。长安二年（702年），他再迁凤阁舍人，翌年兼修国史，政治地位逐渐恢复。
然而，好景不长。长安四年（704年），崔融因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而再次陷入政治风波。张易之被诛后，崔融被贬为袁州刺史。这一系列的政治打击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宫廷政治的残酷与无情。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对文学的追求和对国家的忠诚。不久之后，他再次被召回朝廷，拜为国子司业，兼修国史，继续为朝廷效力。
历史评价：文华绝代，德行有瑕
崔融在文学上的成就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评价。《旧唐书》称他“融为文典丽，当时罕有其比”，《新唐书》亦称“融为文华婉，当时未有辈者”。这些评价充分说明了崔融在初唐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他的文学才华不仅在当时无人能及，更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在政治上，崔融的德行却存在一定的瑕疵。他为了保住官位和地位，曾屈节佞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等权贵，这一行为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尽管他在文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和贡献，但这一政治上的污点却让他在后世的历史评价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崔融的一生是文学与政治交织的一生。他以卓越的文学才华在初唐文坛上独领风骚，成为“文章四友”之一；同时，他也因复杂的政治经历而历经波折与起伏。尽管他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瑕疵和不足，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却是不容忽视的。崔融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追求文学与政治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念，既要追求文学的卓越与成就，也要坚守道德的底线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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