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1567），明朝嘉靖年间首辅，以“奸臣”形象载入《明史》，却也在现代研究中被重新审视。其一生跨越寒门学子到权倾朝野的跌宕，既是个人野心与道德堕落的缩影，也是明代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典型样本。
一、正史记载：奸臣标签的奠定
1. 《明史》的定性
六大奸臣之一：《明史·严嵩传》将其列为明代六大奸臣，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直接批判其阿谀帝王、贪腐专权的核心罪状。
具体罪状：
构陷忠良：设计杀害首辅夏言，弹劾曾铣、杨继盛等正直官员，导致朝堂人才凋零。
贪污腐败：与子严世蕃卖官鬻爵，抄家时搜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两，富可敌国。
边防废弛：蒙古入侵时推诿责任，称“此礼部事”，加剧“北虏南倭”危机。
2. 民间与艺术的丑化
京剧脸谱：严嵩被塑造为白脸奸臣，象征阴险狡诈，与曹操等同为“反面典型”。
小说映射：《金瓶梅》中“西门庆”原型被指为严世蕃（小名“庆儿”），暗示其荒淫无度。
二、现代学术的再评价：打破非黑即白的叙事
1. 制度性批判：替罪羊与权力结构
嘉靖帝的“白手套”：部分学者认为，严嵩实为嘉靖帝转移政治压力的替罪羊。嘉靖长期修道，严嵩代其处理政务，其专权行为实为皇帝默许。
宦官势力衰微：嘉靖朝宦官权力较弱，严嵩得以填补权力真空，其崛起与明代内阁制度演变密切相关。
2. 个人复杂性：从能臣到奸臣的堕落
早期政绩：严嵩初入仕途时曾推行盐政改革，启用戚继光等抗倭名将，显示一定治世能力。
文学与书法成就：其诗文清丽婉约，书法作品如北京“六必居”匾额流传至今，凸显文人素养。
道德异化：从“愿将忠孝酬今代”的能臣，堕落为“禄不逮养、学未有成”的贪腐权臣，反映权力腐蚀下的个人悲剧。
3. 争议性观点：被高估的专权与恶名
专权程度：有学者认为，严嵩的权力实为嘉靖帝控制朝局的工具，其政策失误（如边防）与皇帝决策密切相关。
恶名来源：部分恶名源于政治对手（如徐阶）的抹黑及后世文人的道德化书写，清初修《明史》时或受“华夷之辨”影响，夸大其负面形象。
三、关键争议点辨析：严嵩与严世蕃的责任
1. 严世蕃的催化作用
子承父恶：严世蕃倚仗父势，贪腐更甚，其卖官行为直接加剧官场腐败，严嵩难辞其咎。
父子关系：严嵩晚年依赖严世蕃处理政务，导致权力失控，形成“大丞相与小丞相”的荒诞局面，加速家族败亡。
2. 历史背景的不可忽视性
嘉靖朝的政治生态：
帝王修道：嘉靖帝沉迷道教，长期不临朝，严嵩得以掌控朝政，但需不断迎合帝王喜好（如撰写青词）。
党争激烈：严嵩与夏言、徐阶的权力斗争，反映明代内阁派系倾轧的常态。
社会矛盾激化：严嵩贪污加剧国库空虚，边防军饷被吞没，直接导致倭寇侵扰与蒙古南侵，民怨沸腾。
四、结论：复杂性与历史定位
严嵩的历史形象是正史批判、民间传说与现代学术研究的综合结果。其真实评价应包含以下层面：
政治层面：作为权臣，其贪腐与专权加速明朝中衰，但需结合嘉靖帝的责任与制度背景分析。
个人层面：从能臣堕落为奸臣，反映权力腐蚀下的道德异化，具有典型警示意义。
文化层面：其文学与书法成就显示个人才华，与政治恶名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严嵩的一生，是寒门逆袭的传奇，也是权力深渊的警示。当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回望这位“奸臣”时，看到的不仅是个人的罪与罚，更是一个时代制度缺陷与人性弱点的交织——严嵩的悲剧，终究是明代政治生态与个体选择共同书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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