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充（217年—282年），字公闾，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北）人，是三国曹魏末期至西晋初期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作为曹魏豫州刺史贾逵之子，他以“弑君篡权”的标签被载入史册，却也是西晋开国的核心元勋。其一生跨越曹魏衰亡与西晋崛起，在权力博弈中演绎出复杂的历史图景。
一、出身与仕途：从曹魏纯臣到司马氏心腹
贾充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贾逵是曹魏三代老臣，以勤勉善政著称。然而，贾充的仕途起点与父亲截然不同。十二岁袭封阳里亭侯后，他并未延续父亲“纯臣”的轨迹，而是敏锐捕捉到曹魏权力结构的裂变。正元二年（255年），他随司马师平定毌丘俭、文钦叛乱，首次进入司马氏核心圈。司马师病逝后，贾充迅速成为司马昭的谋主，参与镇压诸葛诞叛乱，并献计“深沟高垒”攻破寿春，因功进封宣阳乡侯。
这一阶段的贾充，展现出卓越的政治嗅觉与军事才能。他深谙“乱世中站队艺术”，在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斗争中，选择押注司马氏，为后续仕途奠定基础。其仕途晋升轨迹清晰可见：从尚书郎到中护军，再到廷尉、中护军，最终成为司马昭“畜养以备今日”的核心班底。
二、弑君事件：权力跃升的道德代价
甘露五年（260年），魏帝曹髦因不堪司马昭专权，亲率宿卫讨伐，在南阙与贾充率领的禁军对峙。面对天子亲征，贾充部下成济犹豫不决，贾充却厉声喝道：“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遂刺杀曹髦。这一事件成为贾充人生的分水岭。
从权力角度看，弑君使贾充彻底绑定司马氏。司马昭虽诛杀成济兄弟平息舆论，却对贾充信任有加，进封其为安阳乡侯，统领城外诸军。但从道德层面，此举引发朝野震动。陈泰等忠魏派要求“诛贾充以谢天下”，孙皓被俘后更以“弑君者何刑”反讽贾充，使其终身背负“悖逆弑君”的骂名。这种道德污点，成为后世评价贾充的核心争议点。
三、西晋元勋：制度构建与权力巩固
司马炎代魏建晋后，贾充迎来权力巅峰。他历任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封鲁郡公，更被指定为托孤重臣。其政治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法律制度构建：主持修订《泰始律》，将汉律七百余万字删减至十二万字，确立“刑宽禁简”的立法原则，为西晋法律体系奠定基础。
权力网络编织：通过联姻巩固势力，长女贾褒嫁齐王司马攸，次女贾南风嫁太子司马衷，使贾氏成为外戚核心。同时，他排挤任恺、庾纯等政敌，构建以荀勖、冯紞为羽翼的权力集团。
然而，贾充的权谋手段也加剧了西晋政治腐败。他任人唯亲，导致“朝臣侧目”；其女贾南风干政，更直接引发“八王之乱”。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为西晋短命而亡埋下伏笔。
四、历史评价：功过交织的复杂镜像
后世对贾充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
正面视角：司马炎称其“雅量宽宏，有折冲之威风”，认可他在平叛、立法中的贡献。
负面批判：房玄龄斥其“阿谀小人，才能平庸”，秦秀更以“谥荒”直指其道德缺陷。唐代修《晋书》时，虽将谥号改为“武”，却无法掩盖其“悖逆弑君”的历史定性。
这种争议本质是道德评判与政治现实的冲突。贾充的“成功”建立在背叛旧主、结党营私的基础上，其政治手段虽有效，却违背儒家伦理，导致他始终处于“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五、历史启示：权力游戏的双重代价
贾充的一生，是乱世中权力博弈的典型样本。他凭借政治智慧与权谋手段，从曹魏纯臣蜕变为西晋元勋，却也因道德污点成为历史反面教材。其命运揭示：在集权体制下，道德底线与权力欲望的冲突往往难以调和。贾充虽得享荣华，却终身背负骂名，其家族更因贾南风干政而覆灭，印证了“德不配位，必有灾殃”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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