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汉宣、元、成、哀四朝元老，张禹的一生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史书。他既是《论语》定本的编纂者，又是权倾朝野的丞相；既因治学严谨被后世尊为经学泰斗，又因政治投机遭诟病为“尸位素餐”。这位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走出的儒生，用七十余载人生书写了知识分子在皇权与学术间的艰难抉择。
一、经学造诣：从寒门学子到《论语》定本编纂者
张禹出身寒微，父亲张歆曾任淮阳相，但家族并无显赫背景。少年时期，他便展现出对《易》《论语》的浓厚兴趣，先后师从沛郡施雠、琅琊王阳、胶东庸生等名师，最终融会齐、鲁两家《论语》版本，编成《张侯论》。这部著作首次将《齐论》《鲁论》合璧，成为后世通行的《论语》定本，其学术地位堪比郑玄注《三礼》。
初元年间（前48-前44），张禹的经学造诣获得皇室认可，被任命为太子刘骜的《论语》导师。这一职位不仅奠定了他在儒林的地位，更使其成为未来帝王的“精神导师”。史载他授课时“言必称圣人”，将儒家伦理与治国理念深植于刘骜心中，为日后成帝时期的政治格局埋下伏笔。
二、仕途沉浮：四朝元老的权力游戏
（一）从博士到丞相的阶梯式攀升
甘露三年（前51年），张禹因诸儒举荐入仕，任博士。初元年间升任光禄大夫，河平四年（前25年）拜相封侯，成为西汉历史上少有的“布衣宰相”。其晋升轨迹凸显了汉代“以经取士”的用人传统，但更深层的是他对皇权心理的精准把握。
（二）成帝时期的权臣生涯
汉成帝即位后，张禹凭借帝师身份获得特殊礼遇：
经济特权：获赐安车驷马、黄金百斤，退休后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进。
政治影响力：即便致仕归乡，成帝仍“每病辄以起居闻，车驾自临问之”，国家大政必与其商议。
家族庇护：成帝不顾曲阳侯王根反对，将平陵宝地赐予张禹作墓地，引发王氏外戚集团嫉恨。
然而，张禹的权臣地位并非无懈可击。鸿嘉元年（前20年）致仕时，他虽保留特进衔，但实际权力已逐渐让渡于王氏家族。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使其成为皇权与外戚斗争的缓冲带。
三、争议与结局：从帝师到“佞臣”的标签化
（一）朱云弹劾事件
永光年间（前43-前39），御史大夫朱云当廷劾奏张禹“上无天子之明，下无伏川之节，谗谀专恣，若此之为，不亡何待！”，称其为“尸位素餐”的佞臣。这场弹劾暴露了张禹在政治上的两面性：一方面，他确实缺乏王陵、周勃等功臣的硬气；另一方面，其“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实为对皇权过度依赖的妥协。
（二）晚年的政治投机
面对王氏外戚势力的崛起，张禹试图通过调和矛盾维系地位：
经济妥协：默许王根等外戚兼并土地，甚至为王氏子弟说情。
政治站队：在日蚀、地震等灾异发生时，附和“天人感应”说，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员。
这种骑墙态度最终未能挽救其政治生命。永始二年（前15年），他因办理邛成太后丧事不周被免去丞相职，虽未被彻底清算，但已退出权力核心。
（三）谥号“节”的双重解读
建平二年（前5年），张禹去世，谥号“节”。《谥法》云“好廉自克曰节”，这一评价既肯定了他在经学上的清正，也暗含对其政治操守的委婉批评。史载其临终前“自治家坟”，试图以身后事巩固家族地位，这种执念恰是其一生矛盾性格的缩影。
四、历史回响：经学与权力的永恒命题
张禹的结局，折射出汉代儒生的典型困境：当学术理想遭遇现实政治，是坚守“道统”还是屈从“势统”？他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用经学包装权力，以权力反哺学术。这种策略虽使其个人获得荣华富贵，却也导致《论语》定本在传播过程中被赋予过多政治色彩，甚至成为后世“经学致仕”的负面案例。
在今人看来，张禹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未能突破“帝师-权臣”的身份桎梏。相比之下，同时代的匡衡虽因“专地盗土”被免，但至少在学术上保持了独立人格；而张禹的妥协，最终使其沦为皇权与外戚斗争的牺牲品。这位经学大师的命运提醒后人：知识的力量若缺乏道德骨气的支撑，终将沦为权力游戏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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