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9年，西汉开国功臣樊哙病逝，其家族因与吕后的姻亲关系在诸吕之乱中险遭灭顶之灾。然而，樊哙庶子樊市人因未受牵连得以延续血脉，至三国时期，这个曾以屠狗为业的家族，竟在魏晋政坛掀起隐秘波澜。其子孙的命运轨迹，既印证了“富不过三代”的古训，又暗合了汉末至三国时期士族兴替的深层逻辑。
一、西汉覆灭后的家族存续：庶子樊市人的隐忍突围
吕后专权时期，樊哙嫡子樊伉因母亲吕媭（吕后之妹）的缘故，在诸吕之乱中被诛杀。但庶子樊市人因非吕氏血脉得以幸免，汉文帝即位后，感念樊哙功勋，命其承袭舞阳侯爵位。然而，樊市人虽保住家族爵位，却因政治环境剧变选择低调蛰伏：
爵位传承危机：樊市人29岁去世，其子樊他广虽承袭爵位，却因舍人告发“非亲生”而遭废黜，家族爵位自此断绝。
生存策略转向：据《百家号》记载，樊哙后人自樊他广起沦为庶民，被迫重操祖业“屠狗”，甚至在江苏沛县形成以“樊哙狗肉”为名的老字号。
这种从侯门到市井的坠落，恰是西汉功臣集团在文景之治后普遍遭遇的“去政治化”过程。樊哙家族的存续，本质是士族在皇权挤压下的生存本能。
二、三国乱世的家族复兴：从屠户到权门的身份重构
汉末战乱为樊哙后裔提供了重新入仕的契机。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樊哙七世孙樊建（约2世纪末—3世纪中）在蜀汉官至侍中，成为诸葛亮北伐时期的智囊团成员：
蜀汉政坛的崛起：樊建以“博学多识”著称，曾参与修订《蜀科》，其政治主张明显继承了西汉“黄老之术”的务实传统，主张“轻徭薄赋以安民心”。
降魏后的命运转折：蜀汉灭亡后，樊建被司马昭召入洛阳，任相国参军、散骑常侍。面对司马昭“诸葛丞相何如”的质问，他直言“诸葛亮虽亡，其遗烈犹在人间”，此语虽获司马昭赞许，却也暗示其政治立场的微妙性。
樊建的仕途轨迹，展现了汉末士族在政权更迭中的典型生存策略：通过学术声望与政治忠诚的平衡，实现家族阶层的再跃升。
三、魏晋易代中的家族分化：政治投机与文化坚守的悖论
西晋建立后，樊哙后裔的政治选择出现明显分化：
司马家族的联姻：樊建之女嫁与司马懿之孙司马觐，其外孙司马睿（晋元帝）建立东晋，使樊氏家族间接成为皇室姻亲。这种联姻虽巩固了家族地位，却也埋下政治投机者的骂名。
文化传承的坚守：与此同时，樊哙后人中仍有部分坚持屠狗祖业，如江苏沛县樊氏后裔樊宪涛（2018年时70岁）仍以“鼋汁狗肉”为生，并注册“樊哙”商标，其家族恪守“只做生意不做官”的祖训已逾77代。
这种分化本质是魏晋门阀制度下的必然结果：当政治资源向少数士族集中时，部分家族选择“依附权力”，而另一些则转向“文化资本”的积累。樊哙后裔的抉择，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微观注脚。
四、历史余响：从“屠狗辈”到“士族门”的文化隐喻
樊哙家族的兴衰史，实为汉末至三国时期社会流动性的生动写照：
身份流动的悖论：从屠户到侯门再到庶民，最终通过学术与联姻重返权力中心，这一循环揭示了古代中国“士农工商”阶层并非绝对固化。
文化资本的胜利：尽管樊建在政治上难称显赫，但其对诸葛亮的评价、对黄老之术的推崇，使其成为蜀汉文化精神的传承者。这种“以文化抗衡权力”的策略，为后世寒门士族提供了另类生存样本。
正如《三国志》所言：“世有兴衰，家有存亡。”樊哙后裔在三国的命运浮沉，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那个时代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交织的复杂图景。当屠刀与笔墨、狗肉与权谋在同一个家族中交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偶然，更是文明演进中永恒的人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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