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39年，65岁的张璁在浙江温州病逝。这位被《明史》评价为“功业居嘉靖朝之首”的改革家，用十二年时间重塑了大明王朝的政治格局。从八次落第的寒门子弟到三度拜相的内阁首辅，张璁的仕途堪称明朝官场的逆袭传奇，而他推行的“嘉靖新政”更成为明代中期社会转型的关键转折点。
一、科举困局中的逆袭者：八次落第的改革基因
张璁的科举之路堪称“励志典范”。弘治十一年（1498年），23岁的他中举后，竟在会试中连续七次落第。这段经历让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当时举子们只需背诵《四书集注》即可应试，导致“科举所取士子，往往浮华而无实用”。这种认知，为他日后改革科举埋下伏笔。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47岁的张璁在第八次会试中终于中第，随后因“大礼议”事件获得明世宗赏识。这场持续三年的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张璁以《大礼或问》力挺世宗，彻底击溃杨廷和等旧臣势力。这场胜利不仅让他从南京刑部主事跃升为翰林学士，更成为其政治生涯的起点。
二、嘉靖新政的操盘手：土地、科举与宦官的三重改革
张璁的改革核心是“抑兼并、正人心、肃吏治”。面对嘉靖朝土地兼并严重、宦官专权、科举腐败的乱象，他展开系统性治理：
土地改革：清理庄田成为首要任务。他将改革范围从畿辅扩大至全国，仅在顺天府就清退占田11939顷，其中2300顷归还自耕农。这一举措使“流民渐复，户口日滋”，为“嘉靖中兴”奠定经济基础。
科举革新：针对“科举文章浮华”的弊病，张璁推行“三途并用”法——科举、举人、岁贡并行，打破翰林院对晋升通道的垄断。他甚至亲自为考生批改试卷，严惩考官舞弊，使科举风气为之一新。
宦官整治：面对嘉靖朝宦官势力膨胀，张璁采用“低调渐进”策略。他先以镇守太监侵占军屯为由，裁撤南京守备太监，再逐步废除各地镇守太监。这种策略既避免激化矛盾，又有效遏制了宦官干政。
三、政治博弈中的生存智慧：三起三落的权臣之道
张璁的仕途充满戏剧性。他三度担任内阁首辅，却两次被贬为南京刑部主事，甚至因得罪夏言被罢官还乡。这种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嘉靖朝复杂的政治生态：
与嘉靖帝的共生关系：张璁始终以“议礼派”核心身份支持嘉靖帝的“大礼议”，其改革举措多契合皇帝强化皇权的需求。例如他废除镇守太监，实质是削弱文官集团对地方的控制，这正合嘉靖帝集权意图。
与文官集团的对抗：张璁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引发强烈反扑。其清理庄田、裁撤冗官等举措，直接威胁到江南士绅和官僚阶层的利益。史载“璁所行皆非士大夫所喜”，甚至被诬为“佞幸”。
个人作风争议：张璁以“性狠愎”著称，对待政敌手段残酷。例如他借“大礼议”之机，将反对派杨廷和等134人定为“奸党”，导致多人被贬或致死。这种激进作风虽推动改革，但也埋下人缘恶化的隐患。
四、历史评价的双重镜像：从“奸臣”到“改革第一臣”
张璁的历史形象长期存在争议。明代官方史书将其描述为“佞幸”，民间更流传其“专擅”、“乖僻”的负面评价。但近代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其历史地位：
改革功绩获肯定：田澍教授评价其为“明朝改革第一臣”，认为其土地改革、科举革新等举措，为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奠定基础。例如他推行的“一条鞭法”雏形，直接影响了后世赋税制度。
个人品德受质疑：尽管张璁为官清廉，但其“性狠愎”的作风饱受诟病。例如他晚年生活奢靡，在温州修建的府第规模宏大，甚至引发“激变之策”的民怨。
时代局限的产物：张璁的改革虽触及土地兼并、科举腐败等核心问题，但未能建立长效机制。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改革模式，暴露出封建官僚体制的深层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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