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虽未专列屈大均传记，但通过散落各处的零星记载，可勾勒出这位明末清初岭南文人的复杂形象——他既是反清志士的典范，又是岭南文化的守护者，其人生轨迹与思想脉络在清初遗民群体中具有典型性。
一、抗清斗争中的儒生身影
清史稿相关记载显示，屈大均早年受业于抗清名将陈邦彦，1647年随师参与广州周边抗清起义。据《皇明四朝成仁录》记载，其师陈邦彦兵败被俘后拒绝剃发降清，遭磔刑而死，屈大均冒死收敛遗骸，此举奠定其遗民立场。1649年，他向南明永历帝呈《中兴六大典书》，试图以策论挽救残明，却因父丧返乡未能就职，这种“忠孝两难”的困境折射出传统士大夫在改朝换代中的精神撕裂。
二、逃禅与还俗的悖论抉择
清军攻陷广州后，屈大均遁入空门，法名今种，号“死庵”。清史稿虽未详述其出家缘由，但结合《翁山文外》记载，此举实为“保全身名”的权宜之计。1659年，他参与郑成功北伐南京的情报工作，事泄后避居桐庐，这段经历暴露其逃禅期间的“身在佛门，心系故国”的矛盾状态。1662年，他毅然还俗，在《归儒说》中直言“僧服儒心，终非正道”，这种“弃佛归儒”的转向，既是对清廷文字狱的隐晦反抗，亦是对儒家道统的重新确认。
三、文字狱阴影下的著述坚守
清史稿虽未提及屈大均著作，但其《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等书在雍正、乾隆年间遭禁毁，足见其文字的冲击力。《皇明四朝成仁录》以明末四朝殉节者为传主，将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斥为“流贼”，却对阎应元、陈子壮等抗清志士极尽褒扬，这种“尊明贬清”的叙事策略，实为借镇压农民起义之名，行褒扬遗民气节之实。其《广东新语》更以地方志形式，系统保存岭南物产、民俗、方言等文化遗产，在文化禁锢时代构建起“小传统”的传承空间。
四、遗民交游网络中的思想辐射
清史稿虽未记载屈大均的社交网络，但通过其著作可还原其交游图谱：他与顾炎武、魏耕等人在会稽共谋反清，与李因笃结伴北游山海关，与朱彝尊在江南诗酒唱和。这些交游既包含反清复明的政治密谋，亦涉及学术思想的碰撞。例如，他向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化理解，主张以“道统”维系文化认同；其《翁山诗外》中“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的创作主张，则与王士祯“神韵说”形成岭南与江左诗坛的对话。
五、历史评价的双重维度
清史稿对屈大均的刻意回避，恰是清廷文化高压政策的缩影。从现代学术视角审视，其抗清斗争虽未改变历史进程，却以“文化抵抗”延续了华夏道统；其著作在文字狱中隐秘流传，最终成为重构岭南文化记忆的重要文本。正如《广东新语》序言所言：“翁山之书，非徒记岭南也，实以岭南为天下法”，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策略，使屈大均在文化传承层面的贡献超越了政治立场的局限。
屈大均的一生，是清初遗民精神史的微观切片。他在抗清斗争中的血性、逃禅还俗间的挣扎、文字狱下的坚守、交游网络中的思想辐射，共同构成传统士大夫在“天崩地解”时代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既包含对前朝的忠贞，亦蕴含对文化命脉的守护，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岭南文化精神的独特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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