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关羽率十余骑突围至临沮时，被东吴将领马忠擒获。这位曾威震华夏的“万人敌”，最终在江东军营中身首异处。孙权在已占据荆州三郡的背景下，仍坚持处决关羽，这一决策背后交织着战略布局、权力博弈与人性冲突的多重逻辑。
一、战略安全：消除荆州复夺的军事威胁
（一）关羽的军事能力构成致命威胁
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展现的军事才能，令东吴深感忌惮。其以数万兵力水淹七军，俘虏曹魏三万精锐，逼降于禁、斩杀庞德，迫使曹操一度考虑迁都。这种“以弱胜强”的战术素养，结合其对荆州地理水文的熟悉，使东吴统治层意识到：若放归关羽，其必率蜀汉精锐卷土重来。据《三国志》记载，东吴将领朱然、潘璋均认为“关羽骁勇，若复得势，必为东吴大患”。
（二）荆州防线的脆弱性
东吴虽占据江陵、公安等战略要地，但荆州北部襄阳、樊城仍被曹魏控制，南部武陵、零陵等地民心未附。若关羽存活，其可通过两种途径复夺荆州：其一，联合蜀汉益州主力发动大规模反攻；其二，利用荆州本土势力（如文聘、霍峻等家族）发动叛乱。孙权在给曹操的密信中直言：“斩关羽以除后患，实为保江东基业之必需。”
二、政治投名状：向曹魏示好的战略筹码
（一）结盟曹魏的必然选择
孙权在偷袭荆州前，已通过秘密渠道向曹魏输诚。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兼荆州牧，封南昌侯。处决关羽并将首级送至洛阳，是孙权向曹魏递交的“投名状”。此举既表明与刘备彻底决裂的决心，又换取曹魏对东吴占据荆州的合法性认可。曹操以王侯之礼厚葬关羽，实为对孙权示好的政治回应。
（二）避免两线作战的生存策略
若囚禁关羽，则需同时应对蜀汉复仇与曹魏南侵的双重压力。而斩杀关羽后，孙权成功将曹魏拉入对蜀汉的制衡体系。夷陵之战期间，曹丕采取“坐山观虎斗”策略，使东吴得以集中兵力击败刘备。这种战略转向，直接源于孙权通过处决关羽实现的“联魏制蜀”布局。
三、私人积怨：名将尊严与君主权威的冲突
（一）关羽的傲慢触碰孙权底线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为巩固孙刘联盟，派诸葛瑾向关羽求亲，提出“结秦晋之好”。关羽却以“虎女安肯嫁犬子”辱骂来使，此举在东吴朝野引发强烈愤慨。《三国志》记载，吕蒙在劝孙权偷袭荆州时，特别强调“关羽欺凌我主太甚，此仇不报非丈夫”。处决关羽，某种程度上是孙权对个人尊严的维护。
（二）统治合法性的构建需求
孙权作为继承父兄基业的“世袭之子”，其政治合法性长期弱于白手起家的曹操与汉室宗亲刘备。斩杀关羽这一“汉室忠臣”，可强化东吴政权“替天行道”的叙事。同时，将关羽首级送至洛阳，也隐含向汉献帝朝廷（实为曹魏控制）表忠的意味，试图通过“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策略，弥补自身合法性缺陷。
四、历史代价：短视决策下的长远隐患
（一）夷陵之战的爆发
孙权虽通过处决关羽化解短期危机，却直接导致刘备倾国之兵发动夷陵之战。此战东吴虽胜，但消耗大量兵力与物资，更使蜀汉彻底转向保守战略，三国鼎立格局趋于僵化。
（二）道德舆论的负面影响
斩杀关羽使孙权背负“背信弃义”的骂名。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权偷袭荆州，虽得地而失义。”这种道德劣势，在后续与曹魏的谈判中屡屡成为对方施压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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