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昭帝时期，朝廷内部暗流涌动，权力斗争错综复杂。田千秋，这位因上书为戾太子刘据鸣冤而从高寝郎一跃成为丞相的人物，在面对女婿徐仁的生死危机时，也不得不卷入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漩涡。
案件缘起：桑迁谋反与侯史吴牵连
西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御史大夫桑弘羊与燕王刘旦、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受诛，其子桑迁逃亡。在逃亡途中，桑迁曾留宿于桑弘羊故吏侯史吴家。后来，桑迁被捕处死。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天下大赦，侯史吴主动向官府坦白曾隐匿桑迁之事，随即入狱。
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共同审理此案。徐仁认为，桑迁是因为父亲谋反而受连坐，并非主犯，侯史吴隐藏他并非私匿谋反者，而是隐匿随坐之人，按照赦令，应当免除侯史吴的罪过。于是，王平和徐仁依据这一判断，免除了侯史吴的刑罚。
侍御史弹劾：案件风云突变
然而，侍御史在复审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侍御史认为，桑迁精通儒家经典，明知其父背叛朝廷，却不加劝阻抗争，本身与谋反者并无两样。侯史吴原为三百石官吏，主谋窝藏桑迁，与一般百姓窝藏连坐者不同，侯史吴不能赦免。侍御史不仅奏请朝廷重新处治侯史吴之罪，还弹劾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纵容谋反者。
这一弹劾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侍御史的弹劾无疑将田千秋也卷入了这场风波之中。
田千秋说情：公车门集会引发危机
田千秋深知此事的严重性，他担心女婿徐仁的性命不保，同时也害怕自己受到牵连。于是，他多次为侯史吴说情，试图改变霍光的决定。但田千秋心里清楚，霍光在朝廷中权势滔天，自己直接说情可能难以奏效。
为了增加说服力，田千秋在未经霍光同意的情况下，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及博士官在公车门开会，共同讨论侯史吴的案件。在会议上，参与商议的人都知道霍光对待此案的态度，不敢违逆霍光之意，一致指控侯史吴为大逆不道。第二天，田千秋将众人的意见上奏朝廷，希望以此来说服霍光。
然而，田千秋的这一举动却彻底激怒了霍光。霍光认为田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及以下官员，导致朝内、朝外言论不一，严重破坏了朝廷的决策秩序。于是，霍光下令将廷尉王平、少府徐仁逮捕入狱，以弄法轻重、故纵反者的罪名判以死刑。
杜延年劝谏：田千秋化险为夷
朝廷上下都恐怕丞相田千秋会受到牵连，一时间人心惶惶。就在这关键时刻，太仆杜延年站了出来。杜延年是霍光的亲信，他深知霍光的性格和朝廷的局势。他致书霍光，劝说道：“官吏放纵罪人，有通常的处罚方法。如今进而诋毁侯史吴为大逆不道，只怕从法律上说是太过分了。再说，丞相平日并没有什么成见，而是一向爱为下面的人说情；至于擅自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则十分不对。但我觉得丞相在位已久，又是先帝任用的人，除非有什么重大过失，否则不可废弃。近来，不少百姓们说刑罚过重，官吏们执法苛刻，罗织罪名。而今丞相商议的又是有关刑罚之事，如果因此案而连累丞相，恐怕与民心相背，势必造成属下喧哗，小民私议，流言四布。我怕将军因此事而在天下人面前名声受损。”
杜延年的劝说起到了关键作用。霍光权衡利弊后，认为丞相田千秋确实不容忽视，于是决定不再追究田千秋的责任，只是将王平、徐仁二人处死。徐仁在狱中自杀，王平与同案犯左冯翊贾胜胡被处以腰斩，而田千秋则保住了丞相之位。
事件余波：田千秋的为政之道
经过这场风波，田千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霍光的权势和朝廷的复杂局势。此后，他在为政上更加谨慎小心，一味谦退，坚决不出头、不争权。每逢公卿朝会，霍光询问他对政事的意见时，田千秋总是回答：“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始终不肯多言。
田千秋的这种为政之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后人认为是尸位素餐，但却使他成功地保住了荣华富贵。他在丞相的位置上做了十二年，最终老死在任上，得以善终。而这场为女婿说情的风波，也成为了田千秋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让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政治智慧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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