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 年8 月19 日，浑浊的东海洋面上，一艘从镇海开往普陀山的客船武宁轮正在鼓棹前进。这天正好是佛教中元节(鬼节)，普陀山上要举办盂兰盆法会。来自全国各大寺庙的僧人们云集普陀，武宁轮几乎成了和尚的专轮。旅途寂寥，又是难得的同道大聚会，僧人们在船上相互倾谈交游，十分热闹。但当中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僧人，似乎与众人格格不入。他那剃得趣青的头皮上，并没有中国和尚独有的戒疤，而且举止相当古怪。不少人和他去搭腔，发现他似乎对教义不感兴趣，或对交游不感兴趣。但和尚们执著，不断地去“骚扰”他，终于把他惹毛了，痛斥一番。周围的僧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说的是一口日本话!

　　此时，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一带正在大抓日本奸细，几乎人人都已经晓得日本兵舰将大清国的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击沉，死了上千名士兵。出家人再与世无争，毕竟也还有国家概念，众人便将这位说日本话的年轻僧人控制住了。船将到普陀，清军水师的元凯兵轮前来例行检查，元凯号的大副、把总贝名润登上了武宁号。这位说日本话的和尚，用并不流利的官话，自称是广西人，然后又说是贵州人。贝名润见他言语支离，而且没有随身行李，就进行了搜身，查得墨盒纸笔、普陀山僧人名单、怀表及洋银22 元，形迹十分可疑，遂将其逮捕，带到兵轮上看管了起来。大清的和尚们一点都没搞错，这位正是日本间谍藤岛武彦，假冒和尚要到普陀上与另一位日本间谍高见武夫接头。那位高见武夫在普陀山的法雨寺以参禅为名已经潜伏半年多了。

　　一起和尚间谍案掀开了帷幕。

　　藤岛武彦出生于日本鹿儿岛人一个藩士家庭，顺应当时日本潮流，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虽体现出了“胆气绝伦”的一面，但因数学、英语成绩很差，学业堪忧，后经前辈指点，决意到中国大陆发展。锦棠联日抗俄，甚至希望能进入刘的幕僚长期潜伏。湘军名将刘锦棠(1844—1894)，早年随同叔父刘松山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军功卓著。1870 年，刘松山在镇压回部叛乱中阵亡，经左宗棠推荐，遗部由年仅26 岁的刘锦棠接手。1875 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刘锦棠担任统领，总理行营营务，运筹帷幄，被叛匪惊为“飞将军”。1878 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直到新疆建省，于1884 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其地位不仅是封疆大吏，更是对俄外交的关键人物。

　　作为在华最大的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次西北行动极为重视，堂长荒尾精专派“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平户三杰”之一浦敬一主持。乐善堂行动计划十分周密：藤岛武彦携搭档大屋半一郎先行，随身带价值1000 余元的书籍和杂货，到兰州先安顿下来开设店铺，以回收的货款作为浦敬一进入新疆的费用。哪知刚出汉口不远，藤岛就遭到了水匪打劫。令水匪惊奇的是，这位自称来自福建的年轻书商，看到劫匪却不慌乱，从容对答。他对劫匪的头目赵某道：“观公状貌，当系一方豪杰，何以不掠富豪，而劫余小商人耶?余殊为可惜。”根据日本的传记材料介绍，藤岛是位眉目秀丽的美青年，姿容宛如美女。面对这位“小帅哥”，赵老大倒也爽快，讲了一通官逼民反、无奈落草之类的套话，两人谈得十分投机，赵老大便将其释放。而这位少年书商居然给了他一份大礼：一支崭新的手枪。喜出望外的赵老大表示，将传令沿江数千徒众，对该书商不得为难，并妥加保护。

　　但藤岛在和水匪赵某分手之后，赵某却被官府抓获，羁押在襄阳大牢中。藤岛得知消息，星夜兼程前往救援，但到达襄阳后，赵某已被枭首。藤岛便乘官府疏忽，将赵某的首级盗回。看守们一路追赶藤岛到汉水边，藤岛无奈，便将赵某的首级绑在腰间，纵身跃水，游泳逃逸，终因体力不支，而在登岸后人事不省。他醒过来后，便在岸边将赵某的首级掩埋，再通知赵的手下前去挖掘。藤岛此举令赵某的手下感激涕零，民国时期撰写《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的钟鹤鸣，因此感慨道：“浪人怀柔赵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谓不深矣。”在乐善堂作为侦察重点的六类中国人中：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赵某正符合其中的“豪杰”的类别，是日本间谍的重要“统战对象”。

　　因此，尽管可能耽误西北侦察大事，藤岛武彦还是不惜时日前往营救赵某。藤岛中途遇寇和营救寇首，毕竟耽误了时间，浦敬一等在兰州苦候30 天，不见踪迹，盘缠用尽，只好放弃此次新疆之行。次年，不甘失利的乐善堂，再度派出浦敬一和藤岛武彦两人化装成华商西行，先由水路沿汉水北上，再弃水登陆，翻越终南山，到达西安。两人从1889 年3 月末离开汉口，5 月初方到达西安。在西安盘亘一个月，将所携带的书籍、杂货售出以作为盘缠，又辗转三个月后方于9 月份到达兰州。但盘缠用尽，只好分手。藤岛武彦分得18 两白银，返回汉口;浦敬一则带着剩余的50 多两，独自入疆，并从此失踪，成为日本间谍史的一大悬案。

　　弱冠之年的藤岛武彦，至此已两次膺任西北考察重任，可见乐善堂对这一位最年轻间谍的器重和栽培。除了与水匪的遭遇外，在日本史料中，藤岛还有另外两次奇遇。一次是在河南，他看到当地壮汉恃强凌弱，便出手相救，夺过棍棒将那家伙教训了一通，乡民们十分感激，称呼其为“少年豪杰”。还有一次在江西庐山，他在山中迷路，见到有三人正在升火煮粥，便过去烤火，并要了粥喝。此三人其实是山贼，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从山里出来，还以为是妖怪现身呢。藤岛吃完后便睡。山贼们发现了他带的大笔盘缠，便起了歹意，想盗走。哪知藤岛忽然睁开眼睛，大吼一声，并拔出了短刀，吓得三名山贼反落荒而逃。三人下山后，就报告官府说山上有细作，官府派人前来抓捕，与藤岛发生激烈搏斗。藤岛的短刀误伤了自己的右前额，血流如注，终于被捕。在狱中，藤岛坚称自己是琉球人，居住在福建，出来旅行而已，但还是被判处了斩刑。在处决之前，山贼中有一人在行劫时被抓，坐实了他们是“诬告”，藤岛终被释放。这是滕岛间谍生涯中最为凶险的一次遭遇。

　　西北之行失败后，1890 年，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主要间谍在上海筹办另一家谍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因办所经费困难，藤岛武彦遂返回大阪，从家乡鹿儿岛筹集了资本，兴办起了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日清贸易研究所。当时，日本谍报多靠私人赞助的浪人组织完成，官方的财政支持并不很多，全靠民间的“爱国热情”维持。

　　1894 年中日开战后，藤岛武彦乘德国客轮再渡上海。此时，日清贸易研究所由日本参谋总部所派的谍报军官、“中国通”根津一主持。根津一派出大批间谍前往辽东，策应日军登陆。8 月中旬，藤岛武彦亦被派往东北，为日本第一军先遣队担任向导。但藤岛在返回日本时已剪去发辫，很难再伪装成中国人。踌躇之下，根津一决定干脆让藤岛伪装成和尚，先到普陀山会合另一潜伏于法雨寺的间谍高见武夫。高见武夫是日本冈山县人，日本黑龙会所编的传记资料里说他“平生寡言沉默，手不释卷”。他曾在闲谷黉就读，和福原林平是同学兼好友。1890年在东京的哲学馆(东洋大学前身)学习宗教哲学，随后在镰仓圆觉寺学习禅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圆觉寺见到了荒尾精。两人交谈之下，相见恨晚，高见自己的记载说，两人在夜晚且饮且谈，常至深夜。潜藏在高见武夫内心深处的“东亚经纶”雄心被激发出来，他便接受了荒尾精邀请，与福原林平一起前来中国。出发前，两人前去冈山县的另一名刹国清寺，拜见住持海晏法师。这位日本高僧不仅佛学修养高，似乎也很爱国，他给他们出具了前往普陀山寺庙的介绍信后，发现了他们行李中的日本刀，就说：“你们的刀太钝了，为了给你们壮行，我送你们一把宝刀，陆上可斩犀牛，水中可屠蛟龙。”不杀生的和尚，却向间谍赠送杀生利器，这也算是日本佛界的奇怪现象。高见被杀后，日本有人吊之曰：“自重元人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说的就是这把可屠蛟龙的宝刀。

　　1893 年11 月两人到达上海。半年之后，高见受命前往普陀法雨寺，名为坐禅，实际上是潜伏待机。藤岛削发后，搭乘8 月16 日的渡轮，从上海前往普陀山。19 日，在镇海换乘武宁轮(又称江天商轮)。未想到，却因船上和尚太多，而露出了马脚被捕。藤岛被捕后，只承认自己是日本大阪铁商，到普陀山是为了找到高见约其一同回国。问他：“既称铁商，何以故扮僧人?”答道：“现因中倭开仗，来往不便，故由上海削发来镇(镇海)”。正好此时法雨寺的方丈化闻亦在镇海，他证实寺内确有个日本僧人高见，是今年正月里才来的。官府遂派船将高见押到镇海，将他混杂在众僧人中，令藤岛辨认。

　　高见与藤岛从未谋面，混于众僧之中，藤岛哪里能辩。按宁绍台道吴引孙在报告中的说法，藤岛“相视良久，茫然莫识” 。因此，吴引孙认为：“藤岛改扮僧装，行踪甚为诡秘;供词亦极闪烁，难保非图混入内地窥探军情。尤恐有华人作奸，亟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随即令候补通判梅振宗、鄞县知县杨文斌会同审讯，随后吴引孙也亲自审问，但藤岛供词依旧。

　　吴引孙无奈，对藤岛用上了大刑。藤岛熬刑不过，“ 于无可分辨之时，始据供称系上海日本大越领事遣其来甬。并称前往普陀，因恐路上有人盘问，故先落发”。再问他是否刺探军情，以及同伙等，则咬牙忍受酷刑，绝不招供。藤岛在供词中说：“有一个姓福的东洋人，住在上海跑马场开杂货店，与高见是好朋友;他因有病回国了。六月二十七日。小的由大阪动身，…… 七月初四日到上海;会见那前在汉口领事处写字的速水一孔，是小的朋友。十一日，带领小的去见驻上海日本领事大越大人。那大越当与小的盘费英洋二十元，嘱令小的到普陀山邀高见和尚同到上海，可与小的一同回国。并没别言交代，也没应许赏官赏财的事。十二日，大越就同速水一孔回国了。小的又受姓福的朋友所托，代向高见说他有病在家的话。因想日本人到中国来不便，故于十七日剃落头发，不为识破日本人了。况且小的会讲中国话;普陀地方东洋人又不到的，所以小的扮做和尚;趁搭轮船要到普陀去的。小的是有家私兼开店业，汉口、上海认得小的的人俱多……今蒙研讯。小的实受领事所托, 去到普陀接高见，并没做奸细，探听炮台洋面消息事。求宽恩是了。”

　　吴引孙密令定海厅同知赵惟嵛前往普陀山再次勘察，并未发现除高见之外的其它日本间谍踪迹。再三提审藤岛和高见两人，口供如前，没有实质进展。便将藤岛送押到鄞县大牢，高见则交给城内的天宁寺，由普陀山下院僧人看管，并要求僧人们将可能前来探望的任何日本人一同拿获。同时，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总理衙门提交了报告。藤岛一案，因查无实据，只好暂时搁置下来。就在藤岛被捕的前两天，上海也破获了日本间谍案，在中国政府要求下，两名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法租界内被中国差弁抓获，但法国人坚持将他们送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看管。中日开战后，双方均邀请美国代为照管在对方国家内的财物和人员。9 月下旬，上海谍案的两名间谍供认不讳，坐实了藤岛与高见的间谍身份。藤岛也即招认，其得到日本总领事大越的密令，并领取了密码，计划会合高见后，一道测绘中国地形，窥探军情。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间谍潜伏活动示意图

　　案情查清后，根据大清律，“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军情者，不分首从皆斩”。10 月27 日，根据电旨，浙江巡抚饬将藤岛、高见两犯押赴杭州清波门外执行斩首。藤岛时年25 岁，高见27 岁。高见被处刑这日，狱卒假称要释放他，等槛车来到清波门外刑场，知道自己已无可免，便向监刑官索要了笔墨，写下了绝命诗：

　　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不复说行藏。

　　盖天盖地无端恨，付与断头机上雪。

　　而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则记载了藤岛在供词中的结语：“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两年后，1896 年6 月，在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的日本，派员前往杭州，起出了两人的尸骸带回日本。1938 年，钟鹤鸣在其《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中，感慨道：“我人对彼辈(指日本间谍)之用心，固宜深恶痛绝，但若辈之不惧艰险，为祖国作侵略先锋的行动，以与国人早期之仅事口头呼号，不曾在实际上用功夫以救祖国危亡者相较，国人思之，能无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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