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1711年9月25日子时—1799年2月7日)，姓爱新觉罗，讳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生于康熙五十年，卒于嘉庆四年，终年89岁，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即位，为清代入关第四帝。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为太上皇。乾隆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国封建史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雍正在位时乾隆被封被宝亲王。雍正死后，群臣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取出锦匣，开读密诏，上面写着“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联即皇帝位。”弘历于同月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
相传乾隆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在雍亲王(雍正)妃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陈阁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个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后者则是个男孩。此时的雍正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陈家。陈家后来发现不对，但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爱，最后竟成为一代君王。传说乾隆在六下江南时，曾暗去海宁省亲。
不过有学者认为，乾隆并不是雍正的长子，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因此，乾隆身世之谜是子虚乌有。
乾隆在位期间，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使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康乾盛世”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同时乾隆平定了准噶尔部，消灭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和开展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严厉拒绝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提出的侵略性要求。
在平定天山南路时，清军俘虏了小和卓木的一个妃子，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人称香妃。乾隆便将她收为妃子送入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一天，宫女奉乾隆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测，趁乾隆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近年来，专家经过大量考证。认为香妃实为乾隆的容妃，在宫中生活了28年，55岁时病殁，葬于东陵，棺上书有阿拉伯文的《可兰经》。
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名城，笔墨留于大江南北。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但乾隆所兴起的文学狱，在清朝历代中为数最多。如有个文人胡中藻写了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族。不过这并不有损于乾隆的功绩。
但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并自称为“十全老人”。他在位后期任用和坤二十年。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致使这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
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25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60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不听，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初三死于养心殿。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把“盛世”的家底耗尽，1、1747年：平大小金川;2、1755年：平准部;3、1757年：再平准部;4、1759年：平回部;5、1769年：平缅甸;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7、1788年：平台湾;8、1789年：平越南;9、1791年：平尼泊尔;10、1792年：再平尼泊尔。
纵观乾隆的“十大武功”，绝大多数都是自我宣传的结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西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不能称之为“武功”。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都是丑剧和败仗，更称不上“武功”。其实乾隆的武功只有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可乾隆却把这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乾隆非要凑足十项不可，进一步衬托出他的虚荣浮华和把肉麻当有趣。
乾隆的虚荣心还体现在满清帝国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进贡”。凡是肯向清国“进贡”的国家都是小国和穷国。清国和这些国家“建交”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益处”，他们向清国进贡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动机，而是贪图清国的“赏赐”。乾隆皇帝为了鼓励清国以外的国家向他“进贡”，对前来“进贡”的“藩属国”的“赏赐”十分丰厚，赏赐的价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贡金”的价值。
例如清国与印度之间有一个芝麻国巨坎堤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清国的回报则是堆积成山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乾隆皇帝进贡了。当周边的国家发现向乾隆进贡的好处时，就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敲榨中国，并不惜用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乾隆皇帝为了一己虚荣和“面子”，把百姓的税钱不当回事，使中华帝国的财富大量外流。四、恶直好谀，重用大贪官和绅。
乾隆对部下的阿谀奉承有狂热的爱好，这一嗜好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于古人后无来者的大贪官和绅的出场。
和绅是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洲花花公子，因为特殊的机缘受到乾隆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统治的后期把帝国的行政大权交给他，擢升他为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首都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和绅有着绝顶的小聪明，熟谙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英明盖世的乾隆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绅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贪污和弄权，对乾隆重用他的回报是在全国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贪污系统，把清帝国的墙基掏空。
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贿赂，就要被无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绅也跟着倒台，查抄他的家产折合白银九亿两，相当于全国十二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如果包括他挥霍掉的和亲人贪污的款项，总数应该不下二十年的财政收入，和绅当权刚好二十年!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转衰。为了冲淡武夫形象，他极力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写了几千首诗，收藏历代书法精品，到处题字，仿佛是一个极有文化修养的儒雅之士。
然而，在这迷人的表象掩盖下，他的另一面却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的狂热推行者。帝制时代的独裁君主都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而以清朝为最甚，清则以乾隆为最甚。这样说，决不是夸张。
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事情的起因并不离奇。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
原来他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
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他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乾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他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
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他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乾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禁书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
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
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政治上也越来越腐败。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珅，使清朝国库逐渐虚空，百姓生活贫苦，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白莲教民变。应该说，清朝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以在位期不越祖父康熙帝为名禅位于子颙琰，是为清仁宗，又号嘉庆帝，自称太上皇，仍然继续执政，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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