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说起中倭之间的战争，一般人均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抗日战争，令人切齿嗟叹、尽丧北洋水师的甲午海战，十六世纪惨烈的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测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附军”、最终功亏一篑的元朝征倭大战。数次战争，说句实话，代价巨大，败多胜少。特别是距离今日最近的抗倭战争，最后关头，如果没有美国最后两颗原子弹，狂妄叫嚣“一亿玉碎”的倭人不知还要涂炭我中华多少生灵。
其实，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当时，汉军、新罗联军两万多(汉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百济联军七万多(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真正以少胜多，重创倭夷，且水陆并胜，焚烧倭军战般四百多艘，四战走捷，倭、百联军不战即降，余则仓惶遁走。而且，与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战争明朝主将邓子龙与朝鲜主将李舜臣均壮烈战死;白江之战，唐军主将刘仁轨与新罗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擞，完好无损。倭国国内大震，剩下未被屠杀的残兵败将逃返本岛。心肝胆裂之余，倭人在国内凿三重巨塹以防唐军进攻。
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旧唐书?刘仁轨》传中，却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师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资治通鉴?唐记十七》基本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
即使以现代眼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破敌联军，该记载该褒功该宣传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的五代和宋朝，倭国名气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计。当时的大将们，也以平高丽、灭突厥、却土蕃、击回鹘等等自耀大功，谁都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当时的中国人，也没多少知道倭国，估计可能吃过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如果对他说美国大兵很狠狠教训了斯威士兰一顿，对方肯定一脸茫然:“斯威士兰，哪里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吗?不是斯里兰卡吧?……”一直到数月后在哪个电视小节目上看见娱乐新闻数千美女猛晃豪乳竞当国王新妃，这个美国人才恍然，“哦，斯威士兰是南非一个部落小国啊。”由此可推，美国将士也只会吹牛说“兄弟在二战、韩战、越战的那会儿…..”,绝对不会吹嘘他在斯威士兰宰过多少”马猴“――当时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国，天朝，所以，对白江之战，根本没有什么人太当回事，不过是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盛唐大宋，对倭国真的不甚了了，道听途说，只作如下记载“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为栅落，以草茨屋(贫民窟一样的草棚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节贯后，贵者冒锦(倭国自古就穷);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跟高丽学的)。至(隋)炀帝，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日本在炀帝之前连衣冠都没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来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中华才对这些矬个子的小人种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贡使来唐，副使仲满(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晁衡，这倭国哥们在天宝十三年忽起思乡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 “衣锦还乡”，中途遇风，差点被淹死。诗仙李白以为和自己一块吃过倭瓜并收受过对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们喂了王八，三两黄酒下肚，信笔涂鸦，有《哭晁衡卿》一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来把矬哥们这“死人”就忘了。过了数月，忽然又惊见此人现身长安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间，李白还以为白日见鬼遇诈尸，实实吓了一大跳。不过，诗也不白写，此诗后来被人肉麻地吹捧为“中日友谊史传诵千年的名作”。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棒子通古斯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勣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
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估计是被杀、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当初他还不如留在倭国吃生鱼片呢)。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中华天朝一顿猛揍。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军主师李勣时年八十。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估计傻哥们至死连驴也见不到一个。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 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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