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我们都知道，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位草根皇帝，做过游丐，当过和尚，没有喝过多少墨水，文化素养不敢恭维，但他却成为古代帝王中难得的敢于批判古先圣贤的人，《严光论》就是其代表作。据悉，这篇收入《明太祖文集》题名《严光论》的文章，是朱元璋撰写为批判东汉高士严光所作所为之“大作”。
严光何许人也？原来，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东汉开国后，他改名变姓，隐居乡野。光武帝派人到处寻访，终于找到他：披着羊裘，垂钓泽中。光武帝派特使专车，“安车玄纁”，将老同学接到洛阳。严光却在馆内高卧，不愿拜见皇上。光武帝只好屈尊去见老同学，并道：“咄咄子陵，为何不肯相助？”严光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答：“帝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刘秀只得上车叹息而去。后来，光武帝再拜老同学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就，归隐富春山中。后归故里，80岁卒于家。详见《后汉书·逸民传》。
在古代中国“官本位”至上的国度里，有官不当、辞官不做，已属难得；能坚拒帝王再三之聘，毅然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更为难得。所以千百年来，严光被传统知识分子奉为精神偶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北宋范仲淹就极为赞叹：“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许对严光，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不官迷心窍，不汲汲功名利禄，不攀龙附凤，等等。但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独立自由之精神。可以说，历代都有知识分子追求自我边缘化，隐居不仕，过无官一身轻生活的隐士梦想。严光俨然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或代表者，受到不少人追捧和褒奖。故历代帝王大多不仅能容忍，还常常予以表彰。
然而，在朱元璋看来，严光的所作所为却是十分大逆不道。朱元璋在《严光论》中明确表示，“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今之所钓者君恩也!……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
细细分析朱元璋这一段话的含义，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时时处处表达了其执政理念和道德标准：君主是臣子和百姓的救星，凡是不与君为伍者就是忘恩，凡是不与国合作者就是犯罪，皆为不可饶恕的罪人。
因此，朱元璋不仅口诛笔伐了严光，还以设立“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这一史无前例的罪名，来严惩现实中的“严光之徒”。据朱元璋钦定案例汇编《大诰》记载，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士人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被诛杀，籍没其家。御笔亲批：“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于是乎，连惹不起躲得起的自由也被彻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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