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为乾隆帝祝寿的名义来到中国。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堪称中西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别有用心的访华使团

　　18世纪后期，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广州一口通商已不能满足其对华贸易的需要。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国王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派遣凯思卡特为使臣前往中国交涉通商事务，并谋求建立外交关系，却未料使臣在中途病死。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曾任外交官和殖民地行政长官的马戛尔尼为特使，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前往中国，祝贺乾隆皇帝83岁寿辰。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想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同时，也是为了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估计中国的实力，为英国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依据。

　　英国政府对这次出使十分重视，为使团的组成进行了周密的准备。首先，对使团成员做了精心安排。特使马戛尔尼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和殖民主义的老手，曾任驻俄公使，与俄国签订了十分有利于英国的商务条约，以后又历任格林纳达总督和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副使斯当东是马戛尔尼的挚友，有从事殖民外交的丰富经验。使团其他成员也都是各种专家，其中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以及有经验的军官。此外，还有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大量军事人员。

马戛尔尼

　　使团乘坐的船只和携带的大批礼物也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特别制造的。乘坐的“狮子号”炮舰，装有64门大炮，是当时英国一流的军舰。使团携带的礼物除一部分是投中国皇帝之所好外，更多地是为了显示英国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

　　总之，这是一个耗费巨大、人员众多的外交使团，具有商务和政治的双重目的，是英国向东方进行殖民与贸易扩张的一个环节。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英国不敢贸然行动，而是尝试与中国建立关系，加强交往。

　　礼仪之争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前来祝寿，“具表纳贡”，实属好事。为此他连颁数道谕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他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还向使团提供了丰富的免费的食物供应。英国使团的一个成员感慨道：“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是慷慨到极点。”

　　据说，乾隆帝在接见马戛尔尼时，西方画师描绘这一场景的作品被“警惕”的东方卫士发现，乾隆帝认为马戛尔尼身材高大，自己则相对显得单薄，他告诉西方画师，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帝王要高大，使节要渺小，于是西方画师立即照乾隆帝的要求修改了画面，以免激怒这位帝王。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是决定由徵瑞护送使团经北京赴热河谒见皇帝。使团在北京稍事停留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调试从英国带来的仪器外，其他主要成员随徵瑞赶赴热河。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则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在今人看来，礼仪问题属于形式，当时却成了中外交往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君臣之礼尤为重要。臣民匍匐于君主脚下，向君主行跪拜礼被视为天经地义，是对君主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和服从。中国又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将别的国家都视为蛮夷之邦，把广阔的世界纳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按照封建等级、名分构成的朝贡体系之中。历代的统治者都制定有一套繁复的朝贡礼仪，朝贡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礼仪，才能表明其“向化”的诚意。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英国作为当时西方第一强国，其使臣向中国这一传统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谈判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乾隆五十八年八月，83岁的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并宴请了英国使团，接受了英使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并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英国人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因双方记载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但无论当时以何种方式解决这场矛盾冲突，都改变不了礼仪之争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断然拒绝与英使的谈判

　　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他们才如梦初醒，知道英国人祝寿的背后是要求使臣驻京和扩大通商。马戛尔尼则急切要求和等待谈判，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一是请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和天津贸易;二是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三是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国商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四是在广州附近划出一块地方，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加禁止;五是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享受免税或减税;六是确定船只关税条例，照例上税，不额外加征。

　　显而易见，这些要求一部分是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如割让岛屿一事，清政府决不能接受。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有的可以接受，有的应当拒绝，有的经过谈判，加以修改。即便拒绝英国的大部分要求，只要把谈判继续下去，也能够相互增进了解，缓和矛盾冲突，于中国有益无损。可是清政府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六项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乾隆帝示意马戛尔尼使团应于十月七日离京回国。英使要求举行谈判，暂缓回国，遭到拒绝。于是，在没有举行谈判、没有完成使命的情况下，英国使团踏上了归程。马戛尔尼一行从北京出发，由军机大臣松筠伴送，沿运河南下，几乎纵穿中国腹地，到达广州，于1794年1月自广州回国。

　　广东海关外洋船牌，1788年发给西洋商船载货前往英国的通行证。

　　清政府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主要是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既没有近代国际交往的经验，也不认为有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的必要，而是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满足于自然经济结构下“无求于人”的状态，正如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同时，也惟恐外国人与中国各阶层接触频繁，将后患无穷，危及其统治。因此，要“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

　　清政府断然拒绝英国的割地要求，明确宣布：“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这是完全正确的。它维护了国家的主权，抵制了殖民主义的侵略。但是，清政府不愿打开中国的大门，闭关自守，又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了解世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机遇。

　　马戛尔尼访华虽然没有达到打开中国门户、扩张英国贸易的目的，但毕竟开始了中英两国正式的外交接触，双方互递了国书，互赠了礼品，使团成员在华期间还与中国负责接待的一些官员建立了良好关系。同时，使团沿途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为日后英国侵略中国做了资料准备。通过对清王朝各方面的观察分析，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实质上是极其虚弱的，“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要击败它并不困难。从此，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关于中国强盛富庶的看法开始改变。

　　40余年之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关闭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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