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父亲和爷爷朱元璋，是开国之主，与群雄逐鹿，马上得天下，自然尚武;朱标父子作为储君，他们的工作是“守成”，岂可不“柔仁”，以宽恤百姓，培植国本。但仁未必就“弱”，“弱”是胜利者加给失败者的恶谥，是典型的成王败寇似的评语。
宣德初年所修的《明太宗实录》，为了证明太祖对太子朱标的不满，刻意编造了一段朱元璋夫妇的对话，称“懿文太子以柔弱、牵制文义，不称太祖意;又闻其宫中过失”，朱元璋对马皇后说：
“我与你同起艰难，好容易才成此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你说该怎么办吧?”
“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马皇后答得很爽快，“惟陛下审之。”
朱元璋见马后无异议，便说道：“儿子们中，燕王最为仁孝，又是文武全才，将来抚国安民，非他其谁?我看好这孩子!”表明自己属意的继承人，是第四子燕王朱棣。
马皇后仍然不置可否，只是赶紧说：“千万不要把这话泄露出去，否则会给燕王带来祸患。”
显然朱元璋在说太子不称他意时，话头里实伏了一根引线，一拉，接下来就该是易储的话了。可朱元璋自己不说，把球踢给马皇后，让她来说。而马皇后却把球在胸前一停，又给他颠了回去，说这是天下大事，我哪里知道，还是陛下您自个审度处置吧。
在这段文字里，马皇后基本上就是根电话线，只管传话，自己毫无主张。丈夫要废她亲生宝贝了，她竟然麻木地说“不敢与知”。正是天下重事，所以才要听你的主意嘛!废立储君，是国事，不也是家事吗?而“惟陛下审之”，倒有几分怂恿的意思：您看着办，我没意见!完全是偏心燕王，一句维护太子的话都没有。
说到这里，那个由靖难之役引发的关于诸王嫡庶的话题，就显出重要性了。假如燕王本是庶子，是冒嫡的小子，不须我驳，这段史文之出于伪造，一目了然。哪有当妈妈的，亲生儿子不顾，却替妾子着急忙慌的道理?这还不是几口饭，哪个吃多，哪个吃少的问题;太子一旦被废，搞不好接下来就是一张毒饼子管饱——以后再不必吃了!
史家敢这样编写，不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朱棣是嫡子，否则这段文字将因为不符合基本的人情，而遭读者的识破。
朱元璋夫妇通过这段“对话”，达成共识，都认为燕王有本事，太子是不行的。然而，朱元璋该出手时却不出手，既然易储大计已与老婆商定，为何不见执行呢?他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凡他下定决心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传承了上千年的宰相他敢废，手握兵权、勋功无数的大将军他敢杀，为何偏偏在废太子这件事上，迟迟不见行动?
我们看到的事实恰恰相反，他对太子的委寄不断加深，将许多朝政托付给东宫处置，百官奏事，需要给东宫另呈副本，他还时刻注意树立太子在朝臣和皇子们中的权威。
那么，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太宗实录》中那个太子“将为社稷忧”的臭屁，是无德的国史编修官们炮制的，他们放这个空炮，目的不过是为朱棣未来的叛逆正名，补缀一些花边而已。
实录中这段记载是有来头的，它取自朱棣钦定的《奉天靖难记》一书。这本书对太子所犯几乎危及他的储位的过错，提出三点证据：
其一，“初，懿文太子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
“失道”之事，大概仍属细故，所以《奉天靖难记》没有摆在展示柜里供读者批判。它还说，太子在遭到太祖多次批评乃至惩罚后，不仅没有悔改之意，反而在背后说了一些怨气话。
下面指控就升级了：
其二，太子“常于宫中行诅咒，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
原来太子不仅发牢骚，还在宫中暗行魇压诅咒之术，企图不利于父皇。但人可欺，天不可欺，太子正攥了个穿皇袍的木偶，拿针狠狠地扎，突然豁剌剌一声巨响，殿内灯烛全灭。这是老天爷给予逆子的警告!然而，太子不畏鬼神，他顶着暴雷，拿起针来，毫不犹豫地向父皇的七寸处扎去……
乖乖额滴神啊!这不等于说，本朝太子爷就是汉武帝戾太子复生转世?
还有一条，其三：太子不单红口白牙地画符诅咒，他还以“东宫执兵卫”的名义，擅自征募了勇士三千多人。
东宫要这么多兵卫干什么呢?自然是用来造反的——这是不言之意。
原来，朱元璋说的“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就是这些。这些黑材料一旦采信，懿文太子朱标跑不了要标上一个十恶不赦的谋反大罪，还不满宫抄斩!
这段内容很可能正是由朱棣亲自提供的，他就是希望把大哥朱标打成本朝的戾太子。虽然朱标已经死了，这些当年没有发射的炮弹——我怀疑他是否敢于向朱元璋提供这样的黑材料，而懿文太子平安无事，想来他即便把举报信上交了，朱元璋也没有听信他——仍然有用，朱棣把它们夹在钦定的官书《奉天靖难记》里射出去，就是要让朱标父子在身败之后再继之以名裂。
其实，《奉天靖难记》才是朱棣发泄私愤的诅咒书，里面很多内容纯属污口，非常龌龊，尤其是关于建文帝“恶行”的那一部分内容，简直令人作呕，这个下文再讲。《明太宗实录》的前九卷，所记是建文朝4年间的事，也就是“靖难之役”这一时期，称之为《奉天靖难事迹》(这么处理，是为了避开建文年号，且以叛逆者朱棣这一方为实录记事的主角)，其内容基本上都取自《奉天靖难记》。但后者在收入实录时，将扔在朱标父子头上的烂菜叶都摘掉了，好比上面太子的3条罪状，实录里一个字都写。
可能诬人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不免极力诋毁，不顾其恶劣，而后来在纂修《太宗实录》时，则为了照顾“圣祖”形象，不免做一些必要的删洗工作——否则，“信史”愈发不可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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