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曾被世人称颂为“一代圣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其为“汉文帝以来的第一个好皇帝，亦是一部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一个皇帝”。当然如何全面评价康熙其人，不在本书叙述的范畴。但是，如果从海洋的角度来讲，特别就其“迁界”留给国家、民族的后遗症而言，这个评价就该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诚然，康熙坚持收复台湾，实现江山一统，应当高度肯定。1683年，他派遣施琅率领战舰300艘，精锐水师2万人，大举进攻澎湖。经过7天激战，逼退了郑经部署在澎湖的兵力。不久，郑经的儿子郑克塽派人前来乞降，清军顺利进驻台湾。清政府同时接受施琅建议，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隶属福建省，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与此同时，康熙遏制沙俄扩张，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功不可没。
但认真回顾一下，台湾、澎湖当年的丢失，根子即在明朝政府对海洋的背弃。自文、宣之后，所有的大明皇帝，既对海上滚滚而来的巨大商机不闻不问，也闭眼不看从海上步步逼近的严重威胁，西方殖民主义者赶走这个来了那个，这个抢走这个岛屿，那个抢走那个岛屿，全都没当一回事儿。待荷兰人将偌大一个台湾岛从眼皮底下夺走，朱元璋的这些灰孙子们才傻了眼，然国运式微，已经没了脾气，只能以崇祯吊死在煤山的一株歪脖子树上作了结。照理说，以康熙之精明，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该很好反思前朝丢失台湾的深刻教训，认真思索老对手郑成功在海上与其长久相持的奥秘，从中好好领悟背海而衰、向海而兴的治国之道。敢于学习和汲取对手的长处，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圣者。
说也奇怪，康熙有宽大胸襟肯定郑成功对前朝的忠诚，留下一副脍炙人口的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但他却无开阔视野去接受这个老对手重视经营海洋的成功战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郑成功爱海他恨海，郑成功视海路为活路，他视海路为绝路。他在与郑家军多年的征战中，居然听了郑氏降将黄梧的馊主意，不但杀郑芝龙坚定了郑成功反抗到底的决心，还继续秉承明朝禁海杜绝民船通匪的败招，进而坚持实施长达20余年的“迁界令”，像赶鸡鸭一样，将世代久居海边的百姓全部撵走，制造了空前绝后的沿海无人区。
现在冷静下来分析，清朝开国之初在东南沿海颁布“迁界令”，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经济的角度，似乎都找不出像样的理由来。惟一的解释，就是出身游牧的满清皇室贵胄，因对大海的陌生而产生了对大海的恐惧;或者是太过相信自己在兴安岭、长白山围猎的本领，以为只要有了沿海无人区，就好比在一片草原上张开了大网，逮郑成功会像逮围网中的狍子、兔子。康熙和乃父顺治被深山老林锁住的脑袋瓜怎么也想不到，你把大海当藩篱它就是禁锢你的藩篱，你把大海当通衢它就是任你纵横驰骋的通衢。
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恼怒郑成功在海边神出鬼没，想够够不着，想避避不开，搬出前朝的禁海政策，严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不但禁止渔船、商船出海捕鱼和贸易，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停泊，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首当其冲，接着殃及到远在南海诸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些中国岛民的生计。“禁海令”推开后，虽然尚未强迫迁移，然沿海周环立界，“商贾绝迹”，连鱼盐小径都被堵死。岛上居民顿失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不得不放弃家园内迁，或远逃海外谋生。我们先民本来经营多年的一些岛屿顿时变成渺无人烟的荒岛，这严重阻碍了国家、民族开发南海诸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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