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发现并整理出了美国文豪马克·吐温150年前的一批文字，是29岁的吐温在旧金山做记者期间所写。在这里他遇到了文学的领路人布勒特·哈特，开始以马克·吐温的笔名展露才华。但在经历了一段亦师亦友的兄弟情谊后，二人反目成仇，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对著名冤家。
从文人相亲到文人相轻，古今中外所见多多。在艺术史上，这是一个有趣也令人遗憾的现象。人们期望那些创造了真善美经典作品的艺术家自身也是真善美的典范，期望他们的社会角色与私人角色合而为一。当文人相轻一地鸡毛时，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这些本应文质彬彬的人看起来像患了强迫症的斗鸡，非要用他们最擅长的文字一搏高低?为什么这些用作品解答人生困惑的灵魂工程师，却无法在真实的人际交往中，展现出与其作品相匹配的优雅高贵?
鲁迅曾说：“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美国学者安东尼·亚瑟则以《明争暗斗》一书梳理文坛冤家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将其归结为强烈个性之间的冲突。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vs布勒特·哈特
1864年，29岁的萨姆·克莱门斯才给自己起了一个叫做“马克·吐温”的笔名，就在报纸上颇为张扬地展现他嘲讽挖苦的本事，惹毛了一个家伙。事情闹大，克莱门斯从弗吉尼亚一路逃到了旧金山，除了一个装满了待售小说的袋子，身上一无所有。
千里奔逃，他并不以为狼狈。甚至在他的想象中，浪漫洒脱的男人就该是这样：落拓，无畏，四处游荡。这个密西西比河边长大的汉子，人生理想是做一名蒸汽轮船的舵手，但向往之地却是干旱的西部。其实，“马克·吐温”，抑或是萨姆·克莱门斯，跟那个爱做骑士梦、给自己取名为“堂·吉诃德”的阿隆索·吉哈诺，实在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布勒特·哈特
马克·吐温就这样出现在旧金山美国造币局办公大楼里，蓬头垢面，半个水手半个牛仔的模样，眼中带着灼人的傲气，拜访在当地文学界已经颇具盛名的布勒特·哈特，大喇喇地毛遂自荐：“我有潜力。”至于比马克·吐温还小一岁的哈特，则是个举止优雅的美男子，在正装之外还喜欢别上宝石袖扣，令人很难相信，这个温和的绅士居然在西部当过矿工。跟马克·吐温对坐在一起，两人戏剧化地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镜像。尽管时任造币局的地区主管助理，哈特更著名的身份是文学杂志《加利福尼亚人》的主要撰稿人和兼任编辑，他在短短两年中就发表了上百篇诗歌和散文，很受瞩目。
两人的见面是愉快的。马克·吐温向布勒特·哈特讲了一个关于青蛙的幽默故事，也就是日后令他扬名的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这个小故事后来让无数人捧腹不止，而哈特作为它的第一个听众，毫不犹疑地确定了马克·吐温的文学天分。哈特聘请吐温为《加利福尼亚人》每周撰写文章，盛赞他为“天才幽默家”。此后，哈特在1868年自己创办了《大陆月刊》杂志，也邀请吐温为杂志撰稿。非但如此，哈特还在编辑稿件时，向这位新手作者教授写作风格、节奏和语调方面的技巧。马克·吐温自己也曾说，哈特“耐心地梳理、训练和教育我”，“直到把我从一个表达粗浅思想的拙劣写作者变成一名能够以段落和章节铺展文章的作者”。
自从1968年的短篇小说《咆哮营的幸运儿》出版以后，布勒特·哈特又陆续写下了《扑克滩的流浪者》《田纳西的伙伴》等一系列讲述“淘金热”中矿工生活的小说，在美国文学界如日中天，被视为西部小说的标杆式人物。不过，他的作品也被一些读者认为过于感伤煽情。哈特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一点跟马克·吐温乐于讽刺感伤、揭穿虚伪的文学旨向背道相驰。但评论家们总喜欢把吐温的名字与哈特挂上钩，将他们的作品也归为同一类型，这点让马克·吐温不爽。
尽管哈特是马克·吐温的文坛领路人，但一个以舵手、牛仔自居的人，是不可能满足于做一个小小跟班的。早在1866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之前，马克·吐温就满含醋意地说：“虽然我通常被列为粗制滥造的作家，但我认为布勒特·哈特戴上这个头衔倒更合适。”5年后，出了两本幽默小说集子，声望仍然不尴不尬，他就宣称自己已经超越了风头正健的布勒特·哈特。彼时，哈特刚接受《大西洋月刊》的重金聘用，举家从西部前往纽约，沿途迎接媒体和读者的热情。对于马克·吐温偶尔在报章上流露出的火药味，哈特并不以为意，两人见了面仍是勾肩搭背的好兄弟。
在造币局工作过的哈特，其实极不善于理财。他很快将杂志社预支的巨款挥霍一空，却对写稿任务和演讲应酬漫不经心。由于经常向朋友借钱却很少还款，哈特“赖账者”的恶名也慢慢传开了，他只得向马克·吐温抱怨，并且几次三番地请求“经济援助”。马克·吐温因为娶了企业家的女儿，成了新晋富绅，对困窘的老友倒是十分慷慨;但哈特拿了马克·吐温的钱，却也不见外地嘲笑对方铺张奢华的生活方式。
1876年，马克·吐温接受了哈特的提议，两人合写一部叫做《阿辛》的戏剧，不过在实际写作中，彼此都不满意对方的修改意见，剧本的进展陷入僵局。这时候，哈特养成了酗酒的毛病，总是不停喝着酒，抱怨马克·吐温给他介绍的出版社出了差错，让他损失了数千美元。第二年3月，马克·吐温正式向哈特寄出一封信，拒绝再借钱给他，但是愿意聘请他跟自己合作写剧本，每周付给25美元的报酬。这封自以为慷慨的信，对于哈特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羞辱：“马克·吐温在利用我的贫穷大做文章。”两人彻底翻脸。此后，已经几乎是马克·吐温个人作品的《阿辛》在百老汇公演，反响平平，而随着大幕合上，剧本背后两个作家的友谊，也就此落幕。
海明威
此后，已经沦落至给肥皂写广告词的哈特，通过朋友的关系，竟然差点说动了总统派他到中国任外交官，但却被马克·吐温的“检举信”坏了事：“不论他到什么地方，他的身后都会留下被骗的杂货商和借钱无归的老实人……”最终，哈特被派到德国一座小城担任商务代理，马克·吐温在哈特动身当天依然在激烈地抗议。后来，哈特再也没有回国，而已经成为美国文坛巨人的马克·吐温，还揪住这个已经被读者淡忘的宿敌不放，甚至在对手因喉癌去世后，仍没有停止言语上的攻击。
不过，哈特从来没有用同样的方式还击过马克·吐温。也许，在他内心深处，自己就算再窘迫，也仍是个浪漫主义的绅士，而马克·吐温，从自己认识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样一个才气四溢的莽汉，刚刚招惹了别人，并且随时准备再惹下一个。
海明威vs斯泰因
海明威素以“文坛硬汉”著称，却也是众所周知的“文坛公敌”。他揭“好哥们”菲茨杰拉德的老底，在《乞里马扎罗的雪》初稿中直接写一个失败的作家“菲茨杰拉德”;他对提携自己的庞德暗地里挖苦;他对帮助自己在巴黎文化圈崭露头角的名编辑弗德颐指气使……几乎每个人都对海明威很好，但海明威却总是没什么道理地反戈相向。
大家比较公认的一点是，海明威的锋芒来自于对自身才华的绝对自信，此外，也跟他好斗的性子脱不了干系。他是个高调的拳击爱好者，在实际和虚拟的擂台上，不断单挑他看中的对手。“我不声不响开始写作，慢慢地，我打败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我又打败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两局打成平手，在决胜局中我想我还是以微弱的优势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是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停地提高。”1949年，海明威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借用拳击术语，用那些世界文学史上沉甸甸的名字给自己系上“金腰带”，很有些不可一世的调调。
不过，在1922年，22岁的报社记者海明威去巴黎拜访48岁的格特鲁德·斯泰因时，还是一脸温顺、恭敬的模样。斯泰因的沙龙，是当时整个西方艺术圈风暴的核心，画家马蒂斯、毕加索，哲学家罗素，以及诗人艾略特、庞德等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名人，都是斯泰因的座上宾。而她本人则是一个现代主义派的作家，摈弃情节，只关注词语和句子，作品中流传最广的是这样一句话：“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眼光颇高的斯泰因在跟海明威谈论了半天“分裂式、不定式和其他语法错误”后，对这个专心听讲的年轻人很是满意。
此后，海明威频频登门请教，斯泰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生导师”的角色：告诫他辞掉记者的工作，“否则你永远看不到真实的事件”;教导他应该发展属于自己的技巧，“谁都教不了别人任何事情”;还给他的第一个儿子做教母，对他一家人的照顾尽心尽力。斯泰因对海明威早期小说《大双心河》提出的建议，更是创意写作专业中出了名的教学素材，原稿里有大段对乔伊斯等作家的攻击性文字，斯泰因劝他删去，因为“评论不是文学。”这次成功的删改，大大强化了小说的完整性和紧凑性，但海明威喜欢在作品中奚落同时代作家的习惯，却无法被删除干净。
尽管在后来的海明威传记中，斯泰因被称为是海明威的“文学母亲”，但事实上海明威的文学成就很快就超过了他的“母亲”。1925年，在用10天时间写出的小说《春潮》中，海明威不仅大大挖苦了自己的一位作家老友舍伍德·安德森，还顺带嘲讽了斯泰因：“啊，那里有个女人!她的词语实验会把她带到何方?它会有什么意义吗?所有的答案都在巴黎，啊，在巴黎!现在到巴黎有多远啊。早晨的巴黎。傍晚的巴黎。夜晚的巴黎。又是早晨的巴黎，中午的巴黎，也许是。为什么不呢?”不得不说，海明威的评价不无中肯之处，对斯泰因的先锋文学的弊端，他是很早就看得透彻的一个人。但对于秉持着“评论不是文学”、自视甚高的斯泰因来说，海明威倘若直截了当地写评论指出这些问题，或许也比在小说中戏谑来得容易接受一些。
随着《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陆续出版，海明威晋升为国际文坛的一线大腕，那张堪比影星的帅气笑脸频频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不过同时，他因文字结下的梁子也越来越多。批评家们的炮火日渐密集，抨击他为金钱出卖艺术良知，缺乏思考，是头“愚蠢的公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评价相对客观：“一个自我感觉太好的雄性动物”。每每面对或轻或重的指摘，海明威总是用一种直接而粗野的方式予以回应，比如有人说他“胸前黏上了假胸毛”以掩盖“发育不全”，他竟然当面撕开衬衫让对方看个明白。而被他不经意中伤过的斯泰因则保持了8年的沉默，一直到1933年，才在新作《爱丽丝·托卡拉斯自传》中用整整6页的篇幅，将海明威当年写在《春潮》里的奚落加倍奉还——在文中，斯泰因与伴侣爱丽丝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评价海明威的忘恩负义、创作迂腐、外强中干。这本《自传》很快畅销美国，让猎奇的读者和挑剔的评论家都很满意，却使海明威受到了沉重打击。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海明威这次并没有猛烈回击，只在小范围骂骂咧咧了一番。斯泰因在美国推广《自传》的时候，有好事者挑唆海明威在杂志上发一篇抨击性文章，也被他拒绝了。人们无法探知这个硬汉对于自己“文学母亲”突然的雷霆一怒，是怎样的感受。直到1957年，已经肝炎、肾炎、高血压、抑郁症等一身疾病缠身的他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半纪实半虚构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再次用文字宣泄出他的真实情绪：菲茨杰拉德是一个牢骚满腹，极度无能而又整日酗酒的失败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像一个可以行走的倒置的大酒桶，说话自以为是、令人难以容忍……而已经过世11年的斯泰因，是贯穿了整整三个章节的重头人物，她喋喋不休地教导海明威一些无用的东西，给他贴上了“迷惘的一代”的标签，却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代人的内心，了解他们对战争的态度。这部在海明威自杀后才发表的遗作，多少道出了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执念、恼怒和委屈。“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无人理解的海明威，搏击了一辈子的老人，最后孤独面对他笔下的那片汪洋大海。
马尔克斯vs略萨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两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数一数二的泰斗级作家，却也是出了名的文坛冤家。2007年，整个拉美文坛都在为80岁的马尔克斯庆生，墨西哥《工作日报》却发表了两张爆炸性的新闻照片，上面是左眼乌青、鼻梁带伤的马尔克斯冲着镜头发怔和微笑的两副表情，下面一行是由摄影师罗德里格·莫亚写的说明：“1976年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刚打了他之后。”
1976年2月，在墨西哥城一家小电影院里，略萨给马尔克斯的这一记结实的拳头，彻底击碎了他俩近十年的友情，但事后两人都绝口不提打斗的缘由。30年后，莫亚在公开这两张题为《鼻青眼肿的可怕故事》的照片的同时，也透露了他当时看到的细节：“那天，拉美各国艺术家和文学家在电影院参加电影研讨会。之后，马尔克斯向略萨迎去，刚喊出‘马里奥’，一记重拳狠狠打在他脸上，略萨怒骂：‘你对帕特里夏做了些什么，有脸跑来向我问好?’”
马尔克斯
略萨小马尔克斯9岁，两人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和兴趣，青年时都曾在巴黎的阁楼上忍饥挨饿，也都早早成名。尽管马尔克斯的文风走的是魔幻现实主义路线，而略萨是结构现实主义风格，但这不影响两人的互相欣赏。1967年冬天，同样身为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的主将，马尔克斯和略萨在委内瑞拉参加一个文学颁奖活动，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他们两人手拉手不停地聊天，简直旁若无人，并且很快就愉快地决定，在略萨秘鲁的家中再次相聚。秘鲁之行后，两人已经成了铁哥们儿，马尔克斯还积极自荐，给略萨刚出生的儿子做教父。略萨非常热衷于研究马尔克斯的作品，他在1971年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甚至两人还一度传出过合写一部小说的计划。
当然，这一切都随着那记突然的拳头而告终结。当时马尔克斯还无知无觉，略萨却已经因为对方“对帕特丽夏做了些什么”而怒火中烧。帕特丽夏是略萨的妻子，据《泰晤士报》等媒体报道，略萨那时候迷上了一个瑞典女郎，帕特丽夏哭着跑去找马尔克斯夫妇诉苦，对方建议她跟略萨离婚。之后，帕特丽夏就常常跟马尔克斯夫妇在一起，有时候马尔克斯的妻子外出，他们也毫不避讳。后来，略萨与瑞典美女分手，回到家中，帕特丽夏与丈夫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对话。然后，略萨就怒气冲冲地杀向马尔克斯。再然后，两人就绷着脸做了30年的陌生人。当然，个中内情至今也无人能探查清楚，传记《马尔克斯的一生》的作者杰拉德·马丁就认为马尔克斯对妻子十分忠诚，顶多是跟帕特丽夏说了略萨的坏话，两人决裂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观点上的分歧。马尔克斯自己口风很紧，他原计划写多卷本的回忆录，但只在2002年发表了第一卷，即《活着为了讲述生活》。第二卷一直不曾动笔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如果我写第二卷，就要说出某些我不想说的、很不好的私人交往。”
好在2007年，已经80岁的老头马尔克斯终于向71岁的老头略萨伸出了和解的手，请对方给40周年特别版《百年孤独》作序，而略萨也欣然顺着这个梯子爬下了高台，提供了他写的序言，对《百年孤独》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更有意思的是，这篇序言在30年前就写好了，只是一直存着没有发表。2010年，比马尔克斯晚了28年，略萨终于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发了一条推特祝贺：“如今我们扯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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