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100多年里进行过多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离胜利距离最近的一次，当属东晋末年刘裕领导的义熙北伐(公元416~418年)。宋辛弃疾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赞美的就是这次北伐。然而，和历次北伐一样，义熙北伐最终也草草收场，功败垂成。对此，历来人们都觉得非常遗憾和惋惜，不过当时的“国际舆论”却对这一结果早有预测，看得相当冷静和清晰。
先说北魏的看法。北魏是东晋末年的头号敌人。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五月，北伐前锋部队攻至潼关，即将进入后秦，刘裕亲率水军从淮、泗入清河，溯黄河西上，进驻洛阳。这时候，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并建议北魏乘刘裕驻兵洛阳之际，“发兵绝其归路，可不战而克”。(《资治通鉴》第118卷，下同)魏主拓跋嗣听了，有些蠢蠢欲动，而大臣崔浩则劝阻说，刘裕才能过人，所向披靡，“克秦而归，必篡其主”，而“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到时候他就是想守也守不住，所以还是静观其变为好。拓跋嗣这才打消了阻挠刘裕伐秦的念头。
再说夏的判断。比北魏更早、更精僻地对刘裕北伐作出判断的，就是位处后秦北方的夏。夏王赫连勃勃听说刘裕北伐后，言简意赅地对群臣说，后秦的姚泓不是刘裕的对手，刘裕必然会攻取关中，“然裕不能久留，必将南归;留子弟及诸将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所以很早就秣马厉兵，训养士卒以备战。
事态的发展果然没有脱出赫连勃勃的预计。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八月，北伐大军攻占长安，后秦灭亡。十二月，刘裕留下12岁的次子刘义真驻镇关中，在三秦父老的叹息失望中匆匆南归。赫连勃勃的心腹大臣王买德闻听后说：“关中形胜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狈而归，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复以中原为意。此天以关中赐我，不可失也。”
赫连勃勃认为王买德的话很有道理，立马挥兵南下。这时候，义真小朋友领导下的北伐大军却自乱阵脚，名将沈田子、王镇恶等人先后在相互攻讦中死于非命，直闹得“人情离骇，无相统一”。因此，赫连勃勃大军一到，关中郡县悉降于夏，长安成了一座孤城。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十一月，赫连勃勃兵不血刃，占领了长安。
至此，义熙北伐不仅胜果荡然无存，而且还元气大伤。后人多对义熙北伐的功败垂成感到痛惜，并从多方面总结失败的原因。比如宋朝司马光认为，刘裕之失败是因为他让王镇恶和沈田子两个相互猜忌的人留守关中，以至于产生内讧，使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少有人注意到另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崔浩与王买德不谋而合地对刘裕北伐作出的基本判断：北伐志在必得，不过伐秦并非刘裕的终极目标，他的目的实际上是改朝换代;秦被灭后，刘裕是守不住的，秦地最终会成为他人的地盘。
或许有人会说，这只是敌人的揣测而已，不足采信。殊不知，做如是观者其实只是不愿意直面现实而已。早在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北伐大军刚刚攻占洛阳，刘裕就急匆匆派出左长史王弘返回建康，讽喻朝廷赏赐九锡。九锡是皇帝赐给有杰出功勋的臣属的九种礼器，属于最高等级礼遇。王莽、曹操、司马昭都曾被加九锡，因此九锡几乎成了谋朝篡位的代名词。
按说，北伐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刘裕却急吼吼地要享受九锡之礼，意欲何为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吗?
可见，北伐这面光复故土的大旗确实让太多的人热血沸腾，但对刘裕来说，北伐还有另一层特殊的意义，那就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北伐所取得的所有胜利果实，都会转化为他篡位道路上的铺路石;而一旦有任何对篡位产生不利影响并与北伐的进程产生矛盾的因素出现，北伐便可以被毫不吝惜地当成一颗弃子。因此，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十二月，刘穆之病逝，原本尚有经略西北大志的刘裕感到朝中局面有可能失去控制，遂不惜放弃到手的胜利果实，匆匆东归，从而将北伐胜果拱手抛弃。
北伐失败了，败在了刘裕将皇帝梦凌驾于统一河山的大业之上，败在了争权夺利的政治角逐之中。不过后来刘裕还是胜利了，因为北伐，他捞够了足以让他君临天下的政治资本。两年后，刘裕代晋建宋。史称刘裕闻听义真逃回建康后，“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后人无从知晓，彼时彼刻，他的心中除了对北伐的失利感到惋惜外，还有没有对牢牢掌握朝廷大局的庆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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