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嗣继位前后,北方刘屈孑(赫连勃勃)、南方刘裕同时崛起,这两个人及其后人将来都给北魏带来大麻烦。
姚兴极力扶植刘屈孑,令其收集旧部,为后秦北面屏障。但刘屈孑是个白眼狼,杀死岳父没弈干,吞并多兰部,背叛后秦,改名赫连勃勃,自称大单于,大夏王,姚兴从此陷入与赫连勃勃的苦战之中,因此主动向拓跋嗣抛去了红线,要结婚姻之好。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拓跋珪低三下四前来求亲,姚兴留马扣使,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而今却沦落到这个份上。
415年,姚兴女兴平公主来到平城,与拓跋嗣完婚,夫妻恩爱。后来,姚氏铸金人不成,不得为皇后,并于结婚五年后病故,拓跋嗣十分惋惜,追封为皇后。
西平公主到平城不足一年,姚兴病死,姚泓继位,姚氏子弟多有不复者,内讧大起,赫连勃勃趁机南侵,擒杀姚军都,“遂据雍,抄掠郿城”。
刘裕见机大喜,决定发动第二次北伐,平灭后秦。刘裕是这一时期的第一牛人,少年贫苦,以贩卖草鞋为生,399年应征入伍,在镇压孙恩的战事中崭露头角,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403年,军阀桓玄杀入建康,废白痴晋安帝司马德宗,自称大楚皇帝。404年,刘裕与刘毅、何无忌等二十七人在京口起兵,次年击溃桓玄,迎晋安帝复位,自此大权在握。410年,刘裕进行第一次北伐,一举消灭了南燕,慕容超被押送建康,斩于菜市口,鲜卑慕容部建立的政权自此全面谢幕。411年,又镇压了神棍卢循的造反,413年,又派兵西攻谯纵,收复了巴蜀。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出兵讨秦,五路并进。第一路是先锋主力,由龙骧将军王镇恶与冠军将军檀道济率领,从淮北直扑许昌、洛阳方向;第二路是偏师,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领,自襄阳向北,攻略南阳,这两路的战略目的是尽收黄河之南。
第三路是诱敌之师,兵力很少,但声势造的很大,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领,自襄阳向西北挺近,进攻武关(今陕西商州附近),威胁关中,使后秦主力不敢东出潼关,救助中原。待收复中原之后,第三路待机再动。
四路、五路为水军,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领第四路,出石门(今河南荥阳西北),自汴水入黄河,保障先锋军团的粮草后勤。由征虏将军王仲德统领第五路,开通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率舟师自泗水入黄河,巡视河防,防止北魏干涉。高手出招,法度森严,无懈可击,这样的战略部署,是东晋历次北伐最高峰。
刘裕自己驻扎在彭城,总督五路,待北魏态度明朗之后,再行西进。
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前秦灭亡后移居江南,刘裕委之以先锋之任,王镇恶慨然发誓:“我若不能攻克关中,誓死不渡江回乡!”
王镇恶与檀道济所向披靡,连战连捷,秦军望风而降,顺利攻克许昌,擒获后秦颍川太守姚垣及大将杨业。沈林子的一路水军进入黄河后,得到了襄邑(今河南睢县)豪强董神虎的协助,很快就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
从巨野进入黄河的王仲德水军溯河而上,一路无阻。当时,魏军占据黄河以北,只有滑台(今河南滑县)一城孤悬在黄河南岸,滑台守将是北魏的兖州刺史尉迟建。尉迟建见晋军水陆并进,声势浩大,吓得心惊胆战,弃城北渡黄河,王仲德兵不血刃,白捡了一座滑台城。
拓跋嗣与西平公主新婚燕尔,见后秦有难,岂甘心袖手旁观?最关键的是,拓跋嗣担心刘裕行假途灭虢之计,顺道攻打北魏,因此立即派叔孙建、公孙表引军南下,先杀了畏敌如虎的尉迟建,然后渡河兵临滑台城下,质问王仲德为何入侵魏国。
关于与北魏的关系,刘裕在出征之前就定下基调:全力灭秦,暂不惹魏,先礼后兵,因此王仲德让司马竺和之在城头答话:“刘太尉借道黄河,只是想到洛阳清扫先帝皇陵,并无针对魏国的军事行动,魏军自己弃城而去,我们也倍感意外。王征虏(王仲德)只是借空城稍做停留,很快就将西进,你们何必扬旗鸣鼓、虎视眈眈呢?”
刘裕比王仲德还能装,亲自给北魏河北镇将于栗磾写了封信:黑矛公阁下,本太尉的敌人只是姚秦,仅仅是借道黄河,没有别的企图,请勿忧虑。
我们现在看到的《魏书》,实际上已经对北魏人名做了改动,姓氏按照太和改制之后的姓氏,名字一般取鲜卑本名的一个音节,或者另取新名。如刘库仁,实际的姓名为独孤没根(独孤改为刘,没根急读作“库仁”)。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叔孙建,实际叫“乙旃幡能健”(《宋书索虏传》:“虏又遣楚兵将军徐州刺史安平公涉归幡能健,“涉归”是个官号,拓跋珪的鲜卑名就是“涉圭”,慕容廆的父亲也叫“涉归”)。
公元402年,荆州刺史的东晋将领桓玄发动政变,企图夺取刘牢之的北府兵兵权。在刘牢之自杀后,野心勃勃的桓玄逼晋安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刘裕想推翻桓玄,但实力不足。于是,他假意投到桓玄麾下,暗中却在京口联络了许多北府兵中下级军官。两年后,刘裕率兵向都城建康进攻,桓玄急忙派兵阻击,结果却被刘裕打得大败,便挟持晋安帝逃到益州。刘裕进入建康后,指挥各路人马追击桓玄,下令诛杀桓玄一族。桓玄逃到益州后,被当地人杀死。刘裕迎晋安帝回建康复位。
晋安帝对刘裕等诸将大加封赏,刘裕被提升为侍中、车骑将军,从此控制了东晋的军政大权。7年后,南燕侵扰淮北,刘裕上表晋安帝请求出师北伐。刘裕深知,北伐是当时东晋人的愿望,打胜了,就会提高自己的威望。
南燕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09年4月,刘裕率领水陆大军讨伐南燕,沿淮水、泗水进军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再由陆路进军包围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前后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便灭掉了南燕。南燕灭亡后没多久,后秦的皇帝姚兴病死,几个太子互相残杀,于是刘裕又亲自带兵去攻打后秦。
公元416年8月,刘裕让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管理朝政,筹备粮草,以供应作战部队,自己率水陆大军8万,分五路北伐后秦。
晋军都督王仲德带领人马做先锋,沿黄河向西行,很快就到了滑台。另一路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带领,沿淮水、泗水北上,再沿黄河向西前进,一直打到洛阳。洛阳的守将姚洗见东晋势力强大,被迫打开城门投降。王镇恶进入洛阳后,俘虏了后秦的士兵4000多人,又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家,秦国人都很高兴。
收复洛阳后,刘裕派将军毛修之留在洛阳守城,王镇恶继续西进。这时,东晋朝廷下了诏书,任刘裕为相国,封为宋公,并且授给他九锡之礼。九锡是九种礼器,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器用之物,是最高礼遇的表示。在朝廷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授,一旦授了九锡,他的地位就只在皇帝之下了。这说明当时的刘裕地位已经很高了。
秦王姚泓听说洛阳失守,急忙派太守姚绍同武卫将军姚鸾带了5万兵马去援助潼关,王镇恶与姚绍的军队作战,秦军大败,5万人马损失了一半。姚绍逃到了定城(今陕西华阴县东)。姚泓得知战败的消息,非常着急,就向魏国皇帝拓跋嗣求援,希望魏国能帮助他打败晋军。可他没想到,此时刘裕也派人到了魏国,想借北魏的水道向西进军。魏国皇帝拓跋嗣不知怎么办好,有大臣建议让刘裕的部队过去,但又害怕刘裕会攻打自己,就派司徒孙嵩带领10万人驻守在黄河北岸,监视晋军的活动。
晋军开始西行,魏军也派了几千名骑兵在岸上,跟随晋军一起西行。魏军不断地扰乱晋军,晋军士兵有的掉入水中被冲到岸上,魏军抓到立刻就杀掉,刘裕非常生气,就派兵下船去攻打魏国。可是,等晋军士兵一上岸,魏军就躲了起来,晋军士兵没办法,只好又上船,魏军就又来扰乱。于是,刘裕摆出一个“却月阵”与魏军对战。
“却月阵”由700名勇士、200辆战车组成。刘裕派亲兵登上黄河北岸,沿着河岸摆了一个半圆形的军阵,两头紧靠着河岸,中间向外鼓出来,像一个新月。阵的中央,埋伏着名弩弓手,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带领。最中间有一辆战车,上面有一杆白色的旗,用来发布命令。
魏军将士一看这从来没见过的阵势,有些害怕,不敢贸然向前。这时,“却月阵”中的白旗连续晃动几下,2000名弩弓手登上战车。司徒嵩以为晋军要进攻了,赶忙下令,命部队向“却月阵”冲去。这时,白旗一摇,晋军弩弓手开始射箭,魏军一排排倒下。可魏军人数众多,还是不断向前冲。白旗又一摇,“却月阵”中又推出100辆战车,车上装着弩弓利矛,晋军用锤子敲打机关,无数利矛飞出来射向魏兵,这种矛十分厉害,可以一下射死三四个人。魏军一下子就有几千人倒下,后面的人吓得赶紧逃命,再也不敢扰乱晋军西进了。晋军几路人马会合,很快攻下了长安。
刘裕在长安住了两个月,建康传来急报“左仆射刘穆之死了”。刘裕非常担心,他害怕自己离开朝廷太久,大权会被别人夺去,于是就返回了建康,亲自掌管了朝政,又派一些亲信担任要职。此时,刘裕做皇帝的野心一天天大起来。不久后,他派人害死了晋安帝。
之后,刘裕又派心腹傅亮去劝晋恭帝让位给他。当时,朝廷大臣们认为刘裕做皇帝是改变不了的,都不敢说什么。晋恭帝见大势已定,就被迫把皇位让给了刘裕。刘裕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东晋王朝至此灭亡。从这之后,公元420年到公元589年里,中国南方的政权频繁更替,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这些王朝都在建康定都,史称“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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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祖逖、庾亮、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为了国家的强大,刘裕决定兴师北上。
义熙五年(409),南燕主慕容德死,其侄慕容超袭位,纵兵肆虐淮北,掳去晋两郡太守,驱掠百姓千余家。刘裕因此上表北伐。三月,他统领晋军向北挺进。
南燕大将公孙五楼见晋师威猛,向慕容超建议扼据大岘(今山东沂县),坚壁清野,但被拒绝。刘裕看准时机,冒险越过大岘山隘,一举攻克临胊(今山东掖县),夺得大量辎重。接着,晋军将士在刘裕的亲自鼓动下迅速进击,直逼燕都广固(今山东益都)。慕容超遁入城中坚守不出。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晋军一方面高垒重堑,将广固团团围住,以燕人之粮充实军用;一方面招降纳降,采取分化瓦解之策。南燕大将桓遵兄弟及徐州刺史段宏相继归附,尤其是尚书郎张纲被俘,对刘裕十分有利,最后正是利用他所设计的攻城器械拿下燕都,活捉了慕容超。刘裕以广固久守不降为由,入城后,尽杀王公以下三千人以泄愤。
齐境克服,刘裕本想停镇下邳,荡凊河洛,但孙恩妹夫卢循复集孙恩残部,败晋军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刘裕不得不班师回朝。回京后,先后督师镇压卢循、剿灭割据长江中上游的刘毅、谯纵势力,逼走司马休之,使南方出现了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一统局面。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一月,后秦主姚兴死,姚泓继位,内部叛乱迭起,政权不稳。刘裕认为这是灭亡后秦的良机。时刘裕图以晋室名声安抚北方人民,故想奉司马德文之名北伐,司马德文因而上书出兵,以修谒晋室山陵,最终刘裕就与司马德文一同率兵出发。八月,刘裕以刘穆之任尚书左仆射,内总朝政,外供军粮,自己率大军分四路北伐。九月,刘裕扺达彭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领兵由淮、淝转向许、洛,后秦诸屯守皆望风降附,晋军进展神速。十月,王镇恶军占领洛阳。
次年正月,刘裕留其子刘义隆镇守彭城,自率大军北上。此时北魏派十万重兵驻守河北,并以游骑骚扰晋军。刘裕在行军中,虽常设奇阵或用大弩强槊击败魏军,但进军速度缓慢。王镇恶军由洛阳进抵潼关后,为秦主力守险以阻,檀道济军的粮道也为秦将姚绍截断。晋军一时处于危境。王、檀向刘裕求援,而刘裕却为北魏军牵制,自顾不暇。幸得当地百姓的帮助,潼关晋军才转危为安。七月,刘裕摆脱魏军,进至陕城;前锋沈田子攻入武关,进屯青泥(今陕西蓝田)。八月,刘裕至潼关,与诸部会合。
秦主姚泓为缓解两面受敌的危局,谋划先消灭沈田子军,再抵御刘裕,于是率步骑数万急趋青泥。沈田子军本为疑军,不过千余人,但各自为战,骁勇异常,数次出击竟使姚泓败还长安。此时,王镇恶突破潼关防线,率师直进,一举攻陷长安城,姚泓率群臣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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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前因
晋元兴二年(404),刘裕起兵击败篡晋称帝的桓玄。次年,拥戴晋安帝复位,控制东晋朝政。南燕主慕容超见东晋内乱,从义熙二年(406)起,多次派兵袭扰东晋边境,南下攻掠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抗击南燕军。时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遂欲挂帅北伐。时朝臣多劝阻,刘裕不从。五年四月,自建康(今南京)出发,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
经过
晋义熙五年(南燕太上五年,409年)四月至次年二月,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攻克燕都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灭亡南燕的著名战争。
义熙五年正月,南燕帝慕容超嫌宫廷乐师不够,欲对东晋用兵掠取。二月,慕容超轻启边衅,进击东晋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掠走百姓2500人。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于四月自建康(今南京)率舟师溯淮水入泗水。
五月,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船舰、辎重,改由陆路进至琅邪(今山东临沂北)。为防南燕以奇兵断其后,所过皆筑城垒,留兵防守。南燕鲜卑人恃勇轻敌,对晋军进入其境不以为虑。慕容超没有采纳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凭据大岘山(今山东沂山)之险,使晋军不能深入”或“坚壁清野”、“断晋粮道”之良策。
六月,刘裕未遇抵抗,过莒县(今属山东),越大岘山。南燕主慕容超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及左将军段晖 等,率步、骑兵5万进据临朐(今属山东)。慕容超得知晋兵已过大岘山,自率步骑4万继后。燕军至临朐,慕容超派公孙五楼率骑前出,控制临朐城南的巨蔑水(今山东弥河)。与晋军前锋孟龙符遭遇,公孙五楼战败退走。刘裕以战车4000辆分左右翼,兵、车相间,骑兵在后,向前推进。晋军进抵临朐南,慕容超派精骑前后夹击。两军力战,胜负未决,刘裕采纳参军胡藩之策,遣胡藩及谘议参军檀韶、建威将军向弥率军绕至燕军之后,乘虚攻克临朐。慕容超单骑逃往城南左将军段晖营中。刘裕纵兵追击,大败燕军,段晖等十余将被斩。慕容超逃还广固。刘裕乘胜追击北上,攻克广固外城。慕容超退守内城。刘裕筑围困之,招降纳叛,争取民
心,并就地取粮养战。慕容超被困于广固内城,先后遣尚书郎张钢、尚书令韩范,驰往后秦求援。七月,后秦主姚兴派卫将军姚强率步、骑兵l万,与洛阳(河南洛阳东北)守将姚绍汇合,统兵共救南燕。并遣使向刘裕宣称,后秦以10万兵屯洛阳,若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刘裕识破姚兴虚张声势,不为所动。不久,姚兴被夏主刘勃勃击败于贰城(今陕西黄陵西北),遂令姚强撤周长安(今西安西北)。慕容超久困于广固,不见后秦援兵,欲割大岘山以南与东晋为条件,称藩于东晋,刘裕不允。南燕大臣张华、封恺、封融及尚书张俊相继降晋。
九月,刘裕截获为借兵去后秦的韩范,使其绕城而行,以示后秦救兵无望,城内南燕守军惊恐。十月,燕臣张纲被俘,晋军制成飞楼、冲车等各种攻城器具,加强攻防能力。
六年二月,南燕贺赖卢、公孙五楼率军挖地道出击晋军,被击败,退回内城。刘裕乘机四面攻城,南燕尚书悦寿打开城门迎降,晋军攻入广固内城。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走,被晋军追获,送至建康斩首,南燕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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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对于刘裕在收复长安之后,急回建康的原因,向来说法之一。大体有以下几种看法:
篡位说
崔浩,苏辙等人认为:是他留在朝中的盟友刘穆之去世了。而刘穆之去世的原因,正是由于刘裕的急于称帝。当晋军攻下洛阳的时候,刘裕觉得自己居功至伟,有了更多和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派人回到建康向皇帝索要九锡。刘穆之没有想到刘裕这么明目张胆地藐视朝廷,羞愤之下竟然病发去世了。这一下刘裕觉得在朝中失去了心腹和根基,顿时担心起自己的地位来。他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做安西将军,让他镇守长安,自己连忙赶回建康。当他离开的时候,满怀希望的长安百姓都无比痛心失望,纷纷来到刘裕门前请愿。但在刘裕看来,这些当然远没有他当皇帝重要,他不顾百姓们的挽留,终于还是离开了。后来夏国王赫连勃勃进攻关中,刘义真撤回江南,本来很有希望的北伐事业就这样功亏一篑了。然刘裕回建康是过了两年之后才称帝。
今人看法
后来的齐梁陈三代开国之君,他们都没北伐,为什么他们当住了皇帝,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在没当皇帝之前建立过很大的功业吗?他们照样篡位。刘裕要是想当皇帝,需要通过北伐吗?他北伐之前,平定孙恩起义,平定桓玄之乱,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不光把南燕给灭了,还把西蜀,卢循,刘毅等南方各大割据势力全部扫平。这个功劳已经够大的了,刘裕之前东晋时期哪个有过这么大的功业。当个皇帝易如反掌,难道他还需要再灭一个后秦再来当皇帝吗? 所以并非是为了篡位。
因刘裕在晋朝末期收复北方的青、兖、司三州,大致拥有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东晋南朝时期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一个王朝。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直至青州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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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支持
刘裕发动的几次北伐,受到北方民众的拥戴。早在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首次北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这次北伐后秦,晋、秦两军在潼关相持,“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刘裕入长安,“长安安堵如故”,及至“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理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祝。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之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 ‘。上述记载,反映出北方汉族民众对刘裕北伐的支持,这是东晋获胜的主要原因。北方各族人民饱经战乱之苦,渴望国家统一,家居安稳,尤其是广大的汉族民众,由于有很深的奉晋朝为正朔和认同本民族政权的心理,所以他们希望晋王朝重统江山。另一方面,尽管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汉化程度较高,也采取一些汉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但在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初期,由于入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还远未达到与汉族完全融合的程度,所以汉族民众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仍怀有戒心④。一旦东晋兴兵北伐,北方汉族民众总要起来响应,这就是为什么东晋的北伐能够取得一些成功的原因。北方汉族民众所持的上述民族认同心理,是时代的产物,我们对其不能过分苛责。而刘裕及其部将懂得怎样迎合北方汉族民众的这种心理。北伐之初,刘裕传书北魏,解释借道伐秦的意图,打的旗号就是:“洛是晋之旧京,而羌姚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之计久矣”。檀道济、王镇恶等在攻占洛阳、长安时,“以国恩抚慰,号令严肃”,安定了人心,“戎夷感悦”,“百姓安堵。所以说,北方民众尤其是汉族士人对东晋的支持,是刘裕两伐中原 之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顺应发展趋势
南燕王朝,本为后燕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的割据势力,其统治的地区仅为今山东济南以东,枣庄以北至渤海之滨,在东晋十六国后期为一区区小国。它既无开明的政治措施,又不发展社会经济,只有封闭式的割据统治与压榨。北中国的百姓早已对这种割据分裂,兵连祸结的混乱局面,恨之欲绝。特别是原来从北方随东晋东迁的吏民,更怀有热切统一北方、回归故里的愿望。故而, 刘裕兴师北伐,适应了当时人民的要求,使晋师所到之处,呈现出一片“华夷大悦”的局面。这便成为东晋制胜政治上独有的优势。
雄厚的战争实力
晋王朝,自定都江南以来,虽内乱不已,多次发生过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但基本上维持着一统江山,远远不像北方多国纷争,兵祸蜂起,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的凋敝残破局面。刘裕当政后,采取了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的措施,加上江南的自然经济地理条件,使东晋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训练和征调了强大的车、步、水、骑等大量军队。这支军队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明显地优于南燕军,为战胜南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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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疑点一
这次刘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败,也给后人留下了两个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一、刘裕发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动机何在?二、假如刘穆之不死,刘裕有统一中国的机会吗?
自从崔浩将刘裕比作晋室的曹操开始,到如今涉及此段历史的多数文章,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大同小异:刘裕为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并无统一天下的雄心。不过,说得人多就代表正确吗?这个答案果然是无懈可击吗?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儿,不要只睁着刘裕一个人的事,用相似的历史作一下对比,那么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漏洞很大。
刘裕要取司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这和北伐没有必然联系,北伐成功对他建立新朝只是一个有利条件,绝非必要条件。假如刘裕的目的仅仅是一个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发动这次战争。
在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已经对内平定桓玄与孙恩、卢循之乱,相当于两挽东晋这座危楼于既倒,对外则攻灭了南燕和谯蜀两国,并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复十三郡领土。这样的武勋实际上已超过了当年代魏的司马氏祖孙(即使把篡位前司马氏四代老板的战绩加起来,对内也没有可与刘裕相提并论的功勋,平定淮南三叛性质上仅与刘裕摆平刘毅和司马休之差不多,而对外也只灭掉了一个蜀汉)。
再看看刘裕之后,无论是南朝的萧道成、萧衍、陈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欢、宇文泰、杨坚,论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刘裕项背。
如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既然这么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们,都可以顺顺当当地改朝换代,凭什么武功已经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刘裕就还得再灭一个后秦?
另外从刘裕回师后的具体行止,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二。刘裕东归后,他的常驻地仍是指挥北伐的战时大本营彭城,而并非国都建康。他也没有在其北伐成功,声望最高的义熙十四年称帝,而是又等了两年,那时晋军已在关中失利,刘裕的声望已然受损。这些事实也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刘裕回来后并没马上把改朝换代当成第一要务;二、他要称帝,其实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总之,刘裕回来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并不是为了篡位而回来,就像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一样。
至于说刘裕不想一统天下,就像说某位穷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辈子创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为了当老板,并不想赚钱一样,你信吗?对已经是国家实际元首的刘裕而言,假如能够完成统一,那么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刘裕及其子孙,故而仅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也比那些“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更有扫平列国的动力。
虽然在商战中,每一个神智正常的公司经营者(少数别有用心的诈骗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并不妨碍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亏损以至破产。这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能不能盈利,并不是由公司老板个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决定的,要受到里里外外很多种因素的制约,经营天下者,业务自然更加复杂,但原理与此类似。那么假设上天格外眷顾,让刘裕始终能后顾无忧,放手于北征,他能开创一个统一的王朝吗?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刘裕不能“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无法巩固他占领的地区;二是由于兵种、地形、气候等方面的差异,晋军在华北作战将是以短击长,所以刘裕“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北魏军)争夺河北”。
这两条理由有道理吗?都有。但果然无懈可击吗?恐怕不见得。别的不说,就以崔浩服务的北魏帝国为例:当年拓跋珪称王于牛川时,它只是塞外一个落后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国家,与中原在经济、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较之江东与关中,恐怕只大不小,后来击败后燕,便成功入主发达富庶的河北之地,并且站稳了脚跟,这一成功,难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于燕赵之地”?
当然,对于复杂的历史事件不能简单类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刘裕能不能做到,我们不妨仔细审看一下现存的资料,利用一些疑点进行推测,看看刘裕本来打算怎么做?
刘裕对关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点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镇恶,手下也并非没有其他将才,为何还将关中防务这样的重任交给此人?最常见的解释,是说王镇恶在灭秦之战中功劳最大,所以这次任命属于论功行赏。
但这种解释,显然会在另一个重要人物身上碰钉子,这便是那位论行政职务还在王镇恶之上的安西长史王修(按两汉至魏晋的习惯,长史为掾属之长,而且后来王镇恶被杀后,王修未经刘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马之职,也可见一斑)。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长史,却在《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中都没有传记,我只能确定,他并非出自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这两大政治豪门,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为安西长史之前,这个人就没在史书中露过脸。这就奇怪了,这么一个要名气没名气,要功绩没功绩,要后台没后台的“三无”人员,怎么就能平地一声雷,跃居众多名将谋臣之上?
好在史书在他头次出场时提供了一点线索:“(刘裕)以太尉咨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为长史”[2] , 京兆,就是晋朝时长安所在的郡名。看出来了吧,王修和王镇恶之所以让刘裕选中的共同点在哪儿?提示一下:并非都姓王。
刘裕所策动的北伐,尤其是北伐后秦之战,是东晋北伐历史上最成功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虽然刘裕北伐,还抱有个人或集团的目的,但它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其历史作用进行客观的评价。
司马光叙述刘裕北伐成功后匆忙东归,关中复失时,大发感叹:“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不像司马光只是大发感叹,王夫之一言点破了长安得而复失的原因:“刘裕灭姚秦,欲留长安经略西北,不果而归,而中原遂终于沦没。史称将佐思归,裕之饰说也。……夫裕欲归而急于篡,固其情已”。但王夫之仍然肯定了“裕之北伐,非徒示威以逼主攘夺,而无志于中原者,青泥既败,长安失守,登高北望,慨然流涕,志欲再举”;他还将刘裕与曹操相比较,称其用人虽有不足,而“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显然也包括了对刘裕北伐成功的肯定。
吕思勉则认为刘裕急急篡位的说法只是史家附会王买德的话说:“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 邑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迳篡可矣,何必多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之子必尚多。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心也。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在正月十四日(应为十五),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苟责者也。”
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关中的得而复失,根本的原因还是刘裕受限于东晋的实力以及北魏对东晋的牵制,因此他不可能坚守长安,更不可能统一北方。换句话讲,不是刘裕不想成就统一的大业,而是当时南北统一的条件还未具备,时机尚不成熟。其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再后隋统一了全国,才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从这一点来看,刘裕北伐后秦的成功,可以算作一支插曲,它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轮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从而大统一的进程中,把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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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总的来看,刘裕两次北伐,既抵抗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南方的侵扰,又保护了南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了江南经济开发不被破坏。同时北伐又扩大了南朝的领土,刘宋也成为南朝中领土最大的政权,北伐也为南朝引入了新的政治力量,这些又为南朝 抵抗北魏提供了条件。只有等北方民族融合完成, 统一条件成熟后,南北才又归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