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藩王是个独特的群体，而明朝的灭亡，藩王成为最大催化剂。

　　很多清宫剧里面都提到一个机构：宗人府——那是管理王公贝勒的专职机构。

　　其实，宗人府在明代就已经设立了，是专门管理皇族本家宗室事宜的部门。

　　明代藩王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规模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规定，明代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八等。

　　众所周知，明太祖是非常抠门的，他把官员们的俸禄定得很低，但对自己的龙子龙孙金枝玉叶却很大方。这些宗亲子弟的俸禄都是由国家供给，年俸标准是：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明代的大多数宗亲子弟除了创造人类，基本没有其他追求。据当时著名文人王世贞的《皇明盛事》记载，有一位王爷儿子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位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到了万历二十三年(即公元1595年)，有档案可查的宗室人口就有157000余人，“千古所未有也”。

　　如此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让国家财政难以负担。而这些宗亲子弟，多半是游手好闲之辈。顾炎武曾评价说：“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这一针见血之论，活脱脱地勾画出明代宗藩的脸谱。

　　宗藩生计政府头疼

　　河南是明代藩王比较集中的地方，除了前文我们介绍的周王、赵王、郑王外，还有一些藩王也在河南：朱瞻竣是明仁宗的第二个儿子，永乐二十二年被封为郑王，宣德四年，就藩陕西凤翔，正统八年，奉诏迁到了河南怀庆(今沁阳一带);朱见澍，明英宗的第五个儿子，天顺元年封为秀王，成化六年就藩汝宁;朱见泽，明英宗的第六个儿子，天顺元年封为崇王，成化十年就藩汝宁;朱见沛，明英宗的第九个儿子，成化二年封为徽王，十七年就藩钧州(今禹州一带)……

　　河南各地藩府林立，属于大藩者有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卫辉潞王、安阳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等。到隆庆时期，计有“亲王五，郡王八十……并无名禄者共六千八百九十余人”。宗藩生计成为明王朝和河南地方官府很头疼的一大问题。

　　从亲王到奉国中尉，这些人的俸禄只是明政府对宗室贵族正常的财政支出，此外还有不少临时性或特殊的补贴和支付，如婚丧之事、建造宫殿府第、修筑陵墓、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俸禄及额外的赏赐等，也都需要大量经费。

　　明朝初年，宗室贵族人数还不算多，国家财政尚能支付。到了明代中后期，宗藩数量已日渐庞大，根据明代学者徐光启的计算，宗藩人数大约每年增加一倍，使明政府每年耗费巨大资财来维持，对国家财政造成严重影响。

　　拿我们熟知的周王而论，嘉靖时礼部右侍郎霍韬在其奏疏中指出，“洪武至今，周王府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礼部尚书梁材也跟皇帝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奏疏中说：“河南初封周府一王，岁支禄米一万石。今增郡王、镇、辅、奉等将军、中尉，郡县等主君并仪宾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员，共岁支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同时，梁材又列举了其他几个省的宗藩及禄米数量，最后对比认为，山西和河南是宗藩及禄米的“大户”，已经不堪重负。

　　嘉靖后期，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林润上疏朝廷，不无忧虑地谈了宗藩俸禄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并以山西、河南为例作了比较：“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不啻倍之。即如山西，存留米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禄米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而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万历年间，曾任河南提学的王士性对河南宗藩问题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认为黄河以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幅员不及开封一府，却已有赵、郑二藩王，近又改潞王府于卫辉，“人烟又稀，土田少沃”，加之“通省建藩已至六国，尚有废府诸藩，两河民力疲于禄米之输甚矣，而诸藩供亿尚尔不足”。最后，王士性发出感叹，宗藩“数年之内，生育愈繁，不知何以处之”!

　　兼并土地民不聊生

　　要说政府在宗藩经济问题上没有作为，也是不对的，在内阁及大臣们的压力下，皇帝终于首肯，先后采取了控制宗藩人数增长、允许部分宗室成员从事士农工商各业等措施，使其自谋生计。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和河南地方政府仍面临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些负担最终要转嫁到广大下层人民身上。

　　都说明代亡于流民，土地兼并是造成流民的最重要原因，庞大的宗室贵族在兼并土地方面可以说和地方豪绅并驾齐驱。

　　河南宗藩广占土地的现象很严重，据史料记载，“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壬午遂有逆寇决河之祸。莫中江先生尝云‘中州地半入藩’。唯李于麟《送客河南》诗云‘唯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可谓诗史，而语含蓄有味，乃知此风已久，不待启、祯之世也”。

　　公元1561年，景王就藩湖广德安府，“多请庄田”良田、湖池、河泊、盐店、坑冶税金等悉归其所有，田产数万顷。景王死后，因无继承人，“国除”。到了万历年间，潞王就藩卫辉，1588年，潞王奏讨景王遗下庄田、房课、盐店、盐税、湖池、河泊以及水租、坑税等，结果“得景王故籍田，多至四万顷”，其中包括河南卫辉府所属新乡、获嘉及宁山卫地226顷，开封府所属河阳、汜水、武阳、原武以及怀庆府所属武陟、温县等处田地598顷。

　　还有开封的周王，当地很多贫苦农民租种周王府的土地，其中许多田地碱卤沙砾化严重，收获甚微，但王府仍然以“沃壤起科”，让佃户们不堪重负。河南地方官府上报朝廷，数次据理力争，才降低了征收标准。据《明实录》的记载，周王府还大肆兼并土地，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

　　河南藩王大肆兼并土地，残酷剥削压榨，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加深了河南的社会危机。明代的藩王这个庞大的寄生集团，政府是无力铲除的，而能够将其铲除的，当数反政府武装，当李自成大军开进洛阳时，福王的结局成了历史上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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