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一词原本泛指三江五湖，尤指长江与洞庭湖，而俗称“黑道”的江湖，大概形成于两宋社会。指代自然环境的“江湖”演变出后者的意思，恐怕并非偶然。那些具有反叛性的游民，不论出于自保还是求生，开始自发组织力量对抗国家秩序，从而营造出一个游离于王朝管理体制之外的江湖社会。然而，这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江湖”，其形成与自然地理上的江湖颇有关系。顾炎武说：“滨江则有江盗，滨湖则有湖盗”。吕思勉先生也注意到“古之为盗者，率多保据山泽”(《吕思勉读史札记》)，陈涉起于大泽;桓楚亡命泽中;黥布号称鄱盗;彭越常渔于巨野;刘邦身匿芒砀山泽间;陈友谅乃沔阳渔家之子;历史斑斑可鉴，所谓“江湖”、“江洋大盗”诸词，估计都派生于此类水上“盗匪”。地理的江湖造就好汉们的江湖，最快意的莫过于水泊聚义的梁山好汉。梁山泊不仅成就了英雄，也成就了流传后世的《水浒传》。

　　梁山泊之外，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均号称东南巨浸。洞庭湖地处长江中游两湖之间，其水域于宋元明清时期最为辽阔，“江陵而下，地与泽半”，襟江带湖，素称泽国。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载：“洞庭水涨，延袤八百里，盗贼窃发。”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汉沔之间，湖泊辽旷，萑苇茂密，盗贼窜匿之区也。嘉靖间，汉川风门河一带上下数十百里，群盗出没，劫杀商船。荆门州治四维，湖山相半，如沙洋等处，素称盗贼渊薮。”

　　洞庭湖区内影响最大的盗匪活动，莫过于发生于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建炎四年(1130)，钟相自称楚王，率众起事，凭据洞庭湖深广险阻的地理优势，以宗教活动相联络，倡议“等贵贱、均贫富”，波及环湖地区十九州县。钟相死后，杨幺继起，利用洞庭湖港汊交错的地形大建水寨，一度达到七十余座。另又制作大型车船无数，多次重挫官军，包括著名的石牌大捷。《水浒传》有诗云：“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支战舰艨艟;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似乎就是杨幺水军利用水寨、车船进行水上作战的真实写照。不论杨幺起义与《水浒传》是否有渊源，仅就形式而言，两者相似之处颇多：皆凭依八百里旷渺烟波，“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队伍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形成一种独特的水泊啸聚的游击模式。

　　古代的鄱阳湖也是一个盗贼集聚之地。鄱阳湖地处九江冲积扇以南，湖口以下如同一个巨大的水囊，吊挂在江西三面环山的平原区域。其变迁与洞庭湖相类似，秦汉时期虽非大泽，但也是水网密布的湖沼景观。秦亡之际，黥布与骊山之徒聚集于九江水域(很可能是江北的彭蠡泽)，号称“鄱盗”。唐宋以后，湖区渐大，盗匪为患愈烈。章潢《图书编总论》云：“鄱阳汇合三江，波涛弥漫，盗贼舸舰率以为归，遂为豫章诸郡之患。”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充满意境的话用在这里似乎不大合适，但盗匪与江湖确实是“相濡以沫”的关系。根据王日根等人的研究，江湖盗匪主要有四种来源：以水为生活场域的渔船户、江河沿岸的居民、沿河地区的捕役和汛兵、漕户盐丁以及各类窝主，又大致分为半职业和职业型盗匪。职业盗匪毕竟数量有限，反而是兼备渔户与盗匪双重身份的现象大量存在。雍正六年(1728)，湖广总督迈柱曾上疏言明江夏县一带水上盗匪之情形：查楚省江河渡驳、江划小船与茅蓬船只，此等船户皆穷苦无赖之徒，或系沿江、沿湖附近村庄，或系四处混聚，未知来历，亦无牙埠约束。黄昏深夜，巧以捕鱼为名，乘空即将过客行舟逞志截劫。塘汛地方因其捕鱼，不便拿缉。甚有窃劫乡村，盗已获而无窝家，借船以为巢穴。如臣属江夏县之八吉堡，地方素称盗薮，其故皆由附近村庄，多以捕鱼为业，家设划船茅蓬，借名为匪，碍难查缉。

　　旧有谚语云：“十个船家九个偷”，他们亦民亦贼，“昼则在港捕鱼，夜则出港行劫”，或者见财起意，利用熟练的水性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伺机作案。这种说法似乎有行业歧视之嫌，但或许可以窥见个中情实。只有不道德的社会，没有不道德的人。一个游离在王朝管理体制之外的江湖社会，自有其江湖内部的秩序在发挥作用，渔户置身其间，自受江湖法则所支配，亦无常理可讲。这或许就是“人在江湖，生不由己”的道理。

　　盗匪之所以乐于选择江河湖泽落脚，这与江湖水环境的复杂性关系莫大。湖面辽阔，四通八达，港汊交错，沙洲纵横，芦苇丛生，江、湖、山、屿、洲、荡等多种地理景观往往勾连环结，构成一个水网密集的泽薮景观结构。加之天有阴晴，潮有涨落，滩涂暗礁之分布各有规律，只有久据水域者方可把握，对于官府和行商富贾而言，处江湖之远还真是一个大陷阱。江湖盗匪利用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往往“驾舟扬帆，飘逸无常，溪港错杂，奔逸难定”。杨国安曾总结出江湖盗匪具有流动性、隐蔽性和分散性的特征(杨国安《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其藉江湖之险，进退可据，铤而搏命，与官府之间如同猫鼠游戏，深得游击战精髓。

　　江湖多处发散型的水陆交通网络之上，交通便利、物资供应充足则是造成“江湖多剧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自唐宋之际经济重心转移东南，盐、粮乃国之重利，东南系王朝财赋之命，以漕运水系相维系构成财富网络。东南财赋与漕运，恐怕就是宋以后长江下游、运河、湖泊盗匪充斥的重要背景。盗匪视江河湖泽为利薮，除了丰富的渔产和农业富庶之外，与运河相维系的盐、粮等大宗货物商品也是盗匪们垂涎的目标。内地封闭型的高原湖泊，自古甚少有严重的湖匪之患，恐怕就在于不具备丰厚利源和便利交通使然。

　　当然，很多学者也认为：历史时期人口增加，土地流失，大量流徙之民涌入江湖之间，不得已弃耒耜而亡命于湖泽，沦为盗贼。生计之艰难，加之大型水域向来是官府管理的薄弱环节，导致江湖之区成为鱼龙混杂、良莠难辨的场所。这自然也是江湖多盗的更宏大的社会背景，但这个原因似乎过于宏大了，几乎是各种盗贼滋生的共选答案。因此，在水言水，造就“江湖”的江湖，那个与盗匪们“相濡以沫”的江湖，折射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明暗两面：除了烟波浩渺的好水色值得我们凝望，还需要我们深入省思往昔江湖之间的恣纵、快意与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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