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玛共和国成立一直到1935年希特勒公开宣布重新武装，德国军队一直是以战略阻滞和对外防御作为指导方针的。1925年时德国陆军的总兵力仅有10万人，其最大的对手法国陆军有75万人，波兰陆军有30万人，就连最弱的捷克斯洛伐克陆军也有15万人。换言之，假使法波两国联合入侵，德国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更遑论主动发起进攻。西克特和施特莱斯曼之所以倾向于东联苏俄、西安法国，就是看准了德国的军事实力不足以采取攻势。实际上，直到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部队局局长威廉·亚当少将还悲观地预测：如果波兰主动入侵德国，国防军只能在柏林周围坚持抵抗几个星期，随后就会因弹药告罄而溃败。而当希特勒宣布重新武装之后，德国在中欧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政治上的掩护，摆在面前的道路只剩下一条：在短期内迅速扩充兵力，抢在波兰和捷克反应过来之前，恢复德国在东部地区的军事优势。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时间差，德国必败无疑。
贝克、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在一开始相信了“元首”的承诺：扩军只是为了粉碎罪恶的《凡尔赛和约》,修正德国的东部边界，绝不会冒与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国开战的风险；所以他们积极地投入到了扩军运动中。1935年，贝克主持制订了对波兰实施攻势防御的“红色方案”：他计划以2—4个较弱的集团军在莱茵河一线构成掩护、牵制法国，以1个集团军佯攻捷克斯洛伐克；同时集中主力（包含有新组建的摩托化部队）于西里西亚，对波兰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在贝克的授意下，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还制订了快速占领布拉格的“绿色计划”。1936年，总参谋部更批准在东部的奥得河—瓦尔塔河一线以及西部的法德边境秘密修筑要塞，以强化自卫能力。
但所有这些方案都面临一个巨大的政治障碍：为防止德国像1914年时那样取道比利时入侵法国，《凡尔赛和约》规定莱茵河以西的德国领土须由协约国军队暂时控制，莱茵河以东50公里宽的缓冲区内也不准驻扎德国军队。尽管法国占领军已经在1930年撤出了莱茵河西岸，但东岸非武装区的存在始终是德国的软肋。在国防军主力移动到东线、向波兰发起进攻的同时，法军随时可以自阿尔萨斯出发，兵不血刃地穿过莱茵兰，直接占领德国的西部领土。如何处理非武装区这个防御漏洞、以为东线的安全提供屏障，一直是总参谋部担忧的问题。
希特勒也看到了莱茵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办法。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曾规定莱茵兰现状不得由任何一国单方面更改，同时指定意大利和英国作为军事上的保证国。但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之后，国际联盟对罗马实施了经济制裁，英法两国外长还在公开场合谴责意大利的暴行。希特勒看准时机，主动对墨索里尼示好，柏林、罗马两大轴心迅速接近。法国政府感到危险在靠近，于是转向莫斯科，在1935年5月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中任意一国遭到外敌入侵时，另一方应立即给予支援。
法苏条约的问世意味着希特勒的阴谋实现了第一步：该条约明显具有针对德国的倾向，从而背离了《洛迦诺公约》关于大国集体协商的精神；这样一来，德国就可以借口《洛迦诺公约》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各大国对莱茵兰地位的保证自然失效，单方面宣布将部队开入非武装区。这样的借口虽然牵强，但在国际法上也不是毫无依据（可援引“情势变动”的惯例）。问题在于，国防军的重新武装开始还不到半年，它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在确保东线防御的同时还能顺利进军莱茵兰。更何况，英国在1914年8月曾经为了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对德国宣战，这一次，伦敦和巴黎也可以以德国公开破坏《凡尔赛和约》为由，出兵加以干涉。
作为防御大师西克特的忠实弟子，总参谋长贝克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是绝不敢在军事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进行冒险的。希特勒深知，如果向陆军总司令部透露占领莱茵兰的计划，这个妄想会在第一时间被扼杀在摇篮里。为了绕过老家伙们、把生米煮成熟饭，“元首”没有把计划提交给战争部讨论，而是直接找到了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让他和那位精力充沛的约德尔上校一起炮制一个秘密计划。这个由凯特尔、约德尔、霍斯巴赫（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和一小撮狂热的青年军官组成的小团体很快拿出了一份代号为“冬季演习”的预案，“元首”对此十分满意。这一举动也开了希特勒日后绕过总参谋部、利用亲信幕僚班子直接干预军事指挥的先河。
对希特勒的一系列鬼蜮伎俩，战争部长布洛姆贝格并非一无所知。约德尔等人一炮制出进军莱茵兰的计划，希特勒就派人通知布洛姆贝格：他要采取行动了。按照惯例，布洛姆贝格应该和弗里奇、贝克这两位下属讨论方案的可行性，但这位部长是一个既无原则又无牺牲精神的人，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公室哲学。正在扩编的一线部队大部分还是空架子，根本不具备战斗力，这是希特勒不愿意、也无法理解的；但如果提前通知贝克和弗里奇，这两位下属一定会表示反对，甚至可能和“元首”发生争吵。布洛姆贝格可不愿夹在上下级之间、承担所有的怨气，这位优柔寡断的元帅随后就做出了决定：顺从希特勒的心意，将整个计划保密到付诸实施前的最后一刻。
1936年3月6日，即希特勒预定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前一天，布洛姆贝格突然通知贝克和弗里奇：“元首”已经决定在莱茵兰采取行动，并拿出了约德尔制订的“冬季演习”计划。两位将军被吓得魂飞魄散：这是一次有可能触发新的欧洲大战的冒险，而国防军差不多还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时间只剩下24小时了，贝克马上打电话给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处（作战处）处长曼施坦因中将，要他查明陆军现有多少兵力可用于莱茵兰方面的行动。曼施坦因回复说，如果要确保东线的安全、防止波兰和捷克在背后发动袭击，现有的部队配备不可能进行大规模调整。由于新编成的装甲部队还在整训阶段，可用于莱茵兰行动的只有驻扎在亚琛附近的一个不满员的师。
军令如山，弗里奇下令这个仅有的师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在3月7日凌晨第一时间开进莱茵兰。不过由于时间太紧，到6日傍晚为止，只有2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做好了战斗准备。驻伦敦和巴黎的两位武官冯·施韦彭堡男爵和库伦塔尔将军则在紧张地打听英法两国政府的态度，随时准备把情报拍发到班德勒大街。就连一个劲地吹嘘“这将是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动”、“德国保留采取任何军事上的反措施的权利”的布洛姆贝格也不是铁板一块，战后他在纽伦堡法庭上承认，当时他唯一可以采取的“反措施”就是赶紧把部队撤回来，向柏林方向逃跑！
3月7日，星期六。清晨6点，前一天晚上仓促整备完毕的3个德国营开始泅渡莱茵河，保护他们的只有十几架聊胜于无的飞机。在柏林，一夜未眠的贝克、弗里奇和布洛姆贝格焦急地围坐在班德勒大街的办公室里，等待着前线传来的噩耗。人们情绪紧张，气氛严肃。上午10点，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Konstantin von Neurath）召见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大使，宣布德军已经进入莱茵兰。两个小时后，希特勒对匆忙召集起来的600名国会议员宣布：“为了使德国人民可以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保障他们在防务方面的基本权利，德国政府已经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中午11点，三个营部队全部开进了莱茵河右岸，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法军在边界附近部署有整整13个师，可以轻易地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希特勒自己后来也承认：“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只好夹着尾巴撤退。”但法国政府已经由于内部的党争和左右矛盾而陷于瘫痪，法军总司令甘末林既无勇气、也无决心对德军发动进攻。在伦敦，刚刚即位不久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和鼠目寸光的鲍德温首相也不愿在莱茵河畔打仗。对这两个《凡尔赛和约》的最大受益国而言，在希特勒全面崛起之前就扼杀这个魔鬼的最好机会现在已经丧失了，等待着他们的将是规模更大、代价更惨痛的勒索和讹诈。
对希特勒本人而言，莱茵兰冒险的成功意味着他在普通士兵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他后来不无自得地吹嘘说：“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疑虑重重的陆军统帅和总参谋部在前二等兵面前丢尽了脸，自信心空前膨胀的希特勒从此更加不把贝克和弗里奇放在眼里，他的动作越来越快，胃口越来越大。
1936年12月，战争部通过了在希特勒本人授意下指定的新一轮再武装计划——“八月方案”。按照这个计划，到1939年底，德国陆军的一线兵力将扩充到36个步兵师（其中4个为摩托化师）、3个装甲师、3个轻型师、1个山地师和1个骑兵旅，平时总兵力高达83万人，战时最多可以扩充到462万人。考虑到扩建海空军也要消耗大量工业资源和经费，“八月方案”在经济和政治上可行性都不强。贝克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少将偷偷告诉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他怀疑希特勒已经计划在“某个业已决定的关头”动用军队进行对外扩张了；因为只有通过侵略来补充必要的原料和外汇储备，扩军计划才能顺利进行下去。但贝克毕竟只是一个军人，他和弗里奇都想不通：如果希特勒明知在军事上没有足够的把握，还敢贸然对外扩张、惹来英法和东欧“小协约国”的集体制裁，岂不是自寻死路？第一军需长曼施坦因干脆讥讽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是“半瓶子醋”。
布洛姆贝格则继续扮演着不合格的调停人角色。他一边战战兢兢地执行着希特勒的指令，一边蒙蔽弗里奇和贝克这两个下属，宣称“德国受到大国进攻的威胁尚不存在”。战争部在1937年6月24日通过的关于未来战争的新“红色方案”（以对法战争为主要方向）和新“绿色方案”（以入侵捷克为主要方向）在整体上依然是防御性的。希特勒本人也在蒙蔽他的将军们，1937年新年，“元首”在国会信誓旦旦地宣称：“惊人之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当然，这肯定不是他的心里话。希特勒对总参谋部的老将军们依然保持着“民族革命”之前的态度：畏惧、嫉妒而又万分厌恶。他本能地意识到，布洛姆贝格、弗里奇和贝克虽然因为他是政治上的领导人而对他恭敬有加，但骨子里还是把他看成慕尼黑那个落魄的流浪汉、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二等兵。他希望自己成为“三位一体”的绝对权力中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党的领袖，还是军队最高统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策划一场闪电般的攻势，准备在必要时将争夺“生存空间”的大战略完整地展示给陆军领导人。希特勒满心以为，老头子们必将敬服于他的“天才”，主动交出军队的统帅权归他驱策——这哪里是国家领导人，分明是精神病人才会有的妄想！
1937年11月5日，摊牌的时刻到来了。下午4点15分，布洛姆贝格、弗里奇、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外交部长牛赖特被“元首”召到总理府，聆听了一场长达四个小时的狂热演说。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Friedrich Hoßbach）负责将演说的重点记录下来，这就是后来有名的《霍斯巴赫备忘录》（Hoßbach-Niederschrift）。希特勒在演说中赤裸裸地宣称，“德国的前途完全决定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但英法这两个“为仇恨驱使的国家”挡住了德国的路。因此，德国面临的问题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他打算在近阶段尽可能多地扩充部队、更新武装，最迟在1943—1945年发动全面战争，“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作为对法国开战的准备，德国“必须同时毁灭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的对西方的战争中解除侧翼威胁”。他判断说，英法两国因为内患重重，不会干涉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行为，而德国“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实现。”晚上8点15分，当深秋的暮霭降临在整个柏林上空时，“元首”亮出了底牌。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布洛姆贝格这次可坐不住了。希特勒在谈话中透露出的狂热情绪、对军队状况的无知和恐怖的杀气让他不寒而栗，他和弗里奇相继指出：即使英国不做干预，拥有欧陆最强大陆军的法国也绝不会听任德国的图谋得逞。但希特勒却对此避重就轻，两位将军顿时感到事态严重。
两天之后，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在班德勒大街的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只有他们两人、牛赖特和当时还不明就里的贝克。三位知情人向贝克透露了11月5日会议的全部内容，总参谋长对此大感震惊：“他（希特勒）难道不知道前线的部队还是个空架子？”牛赖特则忆起了老总统兴登堡的遗言：“务必使德国人民远离一场新的战争。”三位陆军领导人立即决定：利用弗里奇可以面见希特勒进行汇报的便利，向元首陈述现阶段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困难；牛赖特则从政治角度向希特勒进谏。愤懑不平的贝克随后撰写了一份私人报告，从欧洲历史和现实战备的角度把《霍斯巴赫备忘录》批了个狗血喷头。但就像过去一样，总参谋长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迂腐风度：只有曼施坦因、哈尔德等少数几个人看到了这份报告，它随后就被锁进了抽屉里。
11月9日，弗里奇谒见了希特勒，忧心忡忡地陈述了反对立即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元首”开始当面扯谎，他告诉陆军总司令，战争远非迫在眉睫，并建议弗里奇马上启程去埃及度假。希特勒还表示，他本人也即将离开柏林，前往贝希特斯加登进行休养。“状况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嘛！”弗里奇松了一口气，他大概已经忘记了卧病在床的鲁登道夫将军在不久前给他的忠告：“希特勒对任何人都不讲信义，他会出卖你的！”
11月9日的会见彻底打消了希特勒对总参谋部军官团的最后一点幻想。在过去，前二等兵阁下因为在军事上的无知以及对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的盲目崇拜，一直把总参谋部看成是某种神奇的战争方案制造机。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政治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谋部可以在任何形势下制订出完善的作战计划。莱茵兰事件是对这位“元首”的第一次打击，他发现总参谋部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现在，弗里奇和贝克的表态又引发了新的担忧：总参谋部并不打算接受他的战争计划，不愿打一场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这个“反动的贵族堡垒”里的人们和他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屑于听取他的领导——总参谋部已经明显地妨碍到了“元首”的野心。
希特勒的报复是阴险而迅速的。这一次，他不仅要铲除国防军中桀骜不驯的高级军官，而且要彻底摧毁传统贵族军人希望独善其身的那种独立意识，把国防军这架战争机器变成他一个人的附庸。不仅如此，外交和经济部门的反对者也要被扫地出门；在纳粹党上台执政五周年之际，他希特勒将成为全德国军队和人民唯一且真正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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