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跟风,似乎是多数人的习惯。以为这才是明智,即便犯了错,也不至于怎么样,法不责众嘛!可是西晋名将羊祜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别人千方百计奔竞务进的事,他会退得远远的;而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事,他却不计得失不避祸患挺身而出,做出了许多在常人眼里“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事。
羊祜,字叔子,山东泰山南城人。生于公元221年,世代为官,与魏国的曹氏和司马氏都是血亲,具备显赫的家庭背景和较好的先天优势。而羊祜本人,博学多才、文思敏捷、长于论辩,且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一表人才。这样的优秀人才哪能埋没得了啊?
首先想起羊祜的就是离他最近,对他最为了解,同时也负有向朝廷举荐贤良职责的地方长官。他们推举青年羊祜任上计吏之职,这是个掌管国家财赋统计和审计的低层官员,但是由于岗位特殊干系重大,所以倍受朝廷重视,许多重量级官员正是从这里起跳的。应该说这是个高官厚禄的摇篮,是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机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可是,让谁也想不到的是,羊祜没有兴趣,婉言谢绝了父母官们的这份好意。后来,州官又接连四次请他出来担任从事以及秀才,羊祜都一一婉拒了。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去世,大将军曹爽掌握了实权。为了充实政权班底,他征召年轻有为的羊祜与王沈一起到中央政府任职,王沈闻召即高高兴兴地前去就任了,而羊祜仍然辞不赴命,尽管王沈反复相劝,羊祜就是不为所动。后来,大权独揽的司马昭又征召羊祜到朝廷为官,羊祜依旧退避三舍。最后,朝廷只好下诏,命令他必须遵旨去做中书侍郎,羊祜这才接受任命。
司马炎称帝后,羊祜因功晋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当时,王佑、贾充、裴秀等人均为资深位显的前朝重臣,羊祜对他们一直敬重有加,不想因为这些身外之物掩去他们的光辉,因此坚决地辞让这些封赏。他的言辞非常恳切:“昔张良请受留万户,汉祖不夺其志。臣受钜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谤。”司马皇帝被他的高古和诚恳深深地感动了,别人都不择手段为自己加官晋爵,而他却执意为自己退官,尽管心里不情愿,但还是不忍拂了他谦退的美意,只好给他降一级,封他为侯爵。按照制度规定,享有侯爵,即可开府置署,选官任僚,举荐私门。可他一直到死,也没有征召举用过一名僚属。
羊祜一生中,晋升过多次,但每次都是这样诚恳地婉拒、辞谢和退让。而有的时候,羊祜却又特立独行勇往直前得令人瞠目。
公元249年,司马懿夺取军政大权,并诛杀曹氏集团的代表人物曹爽,与之相关的很多人也同时受到株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害怕遭到杀戮,就投降了刘禅的蜀国。这可是叛国之罪啊!司马懿怎么处置都不过分。亲戚故旧们都知道其中的利害,再也不敢上门,唯恐受到牵连而惹祸上身。只有羊祜,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比以往去得更勤,关心得更多,温言软语安慰他的家属,无微不至照顾他的亲人,唯恐落难的夏侯家遭到不测。
公元277年,东吴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大量人口。这要换成任何人,都要兴师动众反击东吴的挑衅行径。因为这其中有诸多好处,更有大块文章可做,它一可建军功,二可堵百姓的嘴,更重要的是堵朝廷中那些专事吹求的百官的嘴。哪怕吃亏了,也要派兵啊!羊祜岂能不知这些。可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事后,武帝果然在一些好事之臣的鼓噪下派人追查原因,搞不好,就会面临降职或是更为严重的处罚。羊祜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他坦然地回答说,江夏距离襄阳这里有八百多里地,等到得知东吴犯境侵扰这个消息,敌兵早已走了多时了。这时候出兵,连敌人的影子都见不着,怎能将百姓救下呢?为了逃避责任而让将士们毫无意义的千里奔波,这纯粹就是削弱自己,而于敌人又有何妨碍呢?这恐怕不是负责任的主帅应该做的。朝廷在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后,认可了羊祜的处置。
长期领兵在外,最忌朝中出问题,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此,为了自保,大都想尽办法,“京信常通,炭敬常丰”,努力维护好与朝中的大臣,特别是得宠的权臣的关系,甚至为此不惜去百姓那里刮地皮。可是羊祜是个正直清廉,毫无私念的人,这些东西他不会做,也做不来,看见邪门歪道就来气,以至荀勖、冯紞等人十分忌恨,常常在皇帝面前诋毁他。可羊祜丝毫也不为自己着想,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王衍在朝中也有一定影响,而且还是他的叔伯外甥,曾经专门来襄阳见他,这不正好是个表现自己如何为国如何忠诚,顺便与王衍大人拉近关系的大好机会吗?可是这个王衍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根本不对羊祜的胃口,羊祜甚至评价说:“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结果,惹得王衍拂袖而去,这样羊祜又增加了一个在皇帝面前告状的对手。
更有甚者,他实行以道德感化来征服东吴将士的攻心之策,大巧若拙,诚信至上,不仅互通信使,还有礼物往来。应该说,这个战略思想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对的,实践中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非常容易被别人扣上通敌的帽子,这也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一个罪名,因为你手握重兵,而皇帝又不经常和你在一起,他也常常是难辨别真假,众口铄金,后果往往很严重。可是,羊祜不管这些,“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个危险的政策,他一直实行到死。
公元278年,羊祜病逝。朝野闻之,无不大恸。据载,晋武帝披麻戴孝扶棺痛哭,泪水在脸上都结了冰。荆襄各地,一片哭声。东吴的戍边将士,也都暗中垂泪。羊祜生前,喜游岘山,襄阳各界便在山上为他建庙和立碑,按时祭祀。每逢来到此处,都忍不住失声落泪,后人遂把此碑称为“堕泪碑”。荆州人为了避羊祜的名讳,还把房屋的“户”都改叫“门”。
羊祜曾经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这样的话:“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在给堂弟羊琇的信中他这样说:“疏广是吾师也”。应该说,这就是他的肺腑之言,他的一生也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羊祜的“不合时宜”,为的都是国,都是民,而唯独没有他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死后才会那么深入人心、那么让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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