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官卖官自古以来以来都是咱老百姓最痛恨的。为什么呢?有先贤说，国家是公器。同样的，官职也是公器。官员和其他职业不一样，他不是做生意，不是为了多挣钱，他是要给老百姓服务的。如果官职是采用买卖的方式得到，那么，官员上任后，必然要想方设法把损失的钱给赚回来，甚至还要争取多盈利。但是官场又是不能产生经济，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老百姓身上搜刮，把苦难加在老百姓身上。同时，他为了当更大的官，就得赚更多的钱，因此老百姓就得受更多的苦。这也是咱们痛恨卖官卖官的根本原因。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读中国历史，便会发现这买官卖官的历史真可谓源远流长。从汉文帝开始，一直到当下。而且还不是私下里的潜规则行为，而是朝廷行为，国家行为。当然，真正要分辨起来，我们会发现，虽说卖官是从汉文帝开始的，但是汉文帝做法却又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正是汉文帝做了这件事，才开启了大汗帝国的强盛模式。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汉文帝的卖官不能叫“卖官”，只能叫“鬻爵”。情况是这样的，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屡次犯边。当然了，他犯边就得派军队把他打回去。打回去了还不行，还得派军队镇守。要守，就得有钱粮，饿着肚子是打不了仗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汉初文景之治，采用的是休养生息的办法，尽量不折腾老百姓，尽量少收税，让老百姓富起来。
可没有税收，就没有钱粮供给边关将士守边用呀!怎么办呢?当时晁错就给汉文帝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把爵位拿出来卖。当然也不是卖，而是说，只要有人能捐献军粮，或者把军粮运送到边关，就可以授予他爵位。公侯伯子男，根据他捐献或者运输军粮的不同数量，授予不同的爵位。
那么写到这里我们就该明白了，汉文帝并不是在卖官，而是在鬻爵。爵并不是官，封爵的人并不一定当官，不当官，就没有机会搜刮老百姓，不会产生危害。爵只是一种荣誉，这相当于今天的一些富人，做慈善事业，然后国家给他发奖牌，封他“慈善家”的封号一样。再说汉文帝封爵，收获的钱并没有被某个人得到，甚至也没有进入国库，而是直接送到了边关，这是非常正能量的。也正是因为汉文帝用这种方式巩固边防，才不但让老百姓富起来，同时也让边防强起来，为后来汉武帝开疆拓土建强大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汉文帝这种很好的办法，到了后世很快就被理解偏了。汉朝末年，桓、灵二帝可以说是大张旗鼓地卖官，而不仅仅是鬻爵。而且什么官都卖，连三公都卖。《后汉书》曾记载，“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还记载灵帝把三公之一的司徒卖便宜了，着实后悔了好几天。本来一个司徒要卖一千万钱的，结果只卖了五百万。到那司徒上任的时候，他还后悔不迭地对左右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桓、灵二帝是亡国之君，有此乱象也很正常，但后世却有一位盛世明君，却也大肆地卖官。这个明君就是乾隆皇帝。
《清史稿》曾有一个记载，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的部分岁入情况为：“地丁二千九百九十一万两有奇，耗羡为三百万两有奇，盐课为五百七十四万两有奇，关税为五百四十余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常例捐输三百余万两。”最后这一项“常例捐输”就是卖官所得，这个钱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十三分之一还多。
咱们回头看看“康乾盛世”的前两个帝王，康熙皇帝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不但终于让清王朝在中原安定下来，而且开疆拓土，疆域变得非常广阔。更重要的是，他与民生息，让老百姓富起来，从而开创了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最大的功绩是整顿官场，他也是历史上反腐倡廉做得最后的三个皇帝之一。
正是由于他对官场的整肃，让清朝的整个政治变得比较清明，官场风气大为改观，搜刮百姓、行贿受贿这样的事情有了极大的收敛。可是到了乾隆那儿，他却竟然卖官!为什么卖官呢?因为他的花销太大，六下江南呀等等，财政入不敷出，只好把官拿出来卖。同时他还开设了“议罪银”制度。什么是“议罪银”?
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可以交钱抵罪。“常例捐输”和“议罪银”一开，可真是不但把康雍两朝积累的财富全部给消耗光，而且也把康雍两朝积累的清明政治风气给完全破坏掉。可以说，整个清王朝的没落以及最后的烂透，就是从乾隆皇帝开始的。
从“鬻爵”到“卖官”，看起来只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但是因为没有分清“官”和“爵”的区别，目的性也不一样，结果竟然是这样的天壤之别!(原文来自张生全精彩历史的头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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