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曾纪泽与俄国交涉而改订的《伊犁条约》，在商务、界务等诸多方面为中国争取了利益。其实李鸿章在此次交涉中扮演着幕后决策的关键角色，考诸李鸿章未刊书札及相关史料，曾纪泽可谓是李鸿章的代言人。
书札往来
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及国家图书馆(即原北京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书札来看，李鸿章与曾纪泽的关系非同一般。据统计，1879年底至1880年6月间，李鸿章致曾纪泽书累达九封(据国家图书馆藏《李鸿章书札册》“李鸿章致曾纪泽书”七通手稿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统计)。与此同时，曾纪泽致李鸿章书多达十通(据国家图书馆藏《李鸿章书札册》“李鸿章致曾纪泽书”手稿统计)，书信往来颇为频繁。由此似可看到李鸿章对曾纪泽所施加的影响，以及李、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性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1881年签订的《伊犁条约》的核心内容，早在1880年6月曾纪泽抵俄之前，李、曾已大致拟定了。
曾纪泽赴俄之前李鸿章的作用
第一，关于左宗棠“主战”问题
李鸿章在崇厚之狱兴起后，即多次致书曾纪泽，认为左宗棠主战，纯系“不知彼己，不顾后艰”的鲁莽行为。曾纪泽与李鸿章的看法大体一致，曾氏在《敬陈管见疏》驳言战者，以“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他指责左宗棠“以前事得手，遂以轻戎戎首，盖亦一隅之见，未尝统筹全局耳”。
第二，关于“主守”问题
曾纪泽对李鸿章在商务上的主张完全赞同。但在界务问题方面，曾纪泽与李鸿章略有差异。李氏认为收回伊犁全境与否，与中国并无实济。曾纪泽则认为：伊犁“非仅西域之门户”，且为“镇守新疆一大炮台”。鉴于这种分歧，李鸿章借清廷和洋人“主和”之意，向曾纪泽施加影响，使得曾氏向着“主守”思想靠拢。李、曾之见与左宗棠“次决之以战阵”的主张相去甚远。
第三，关于谈判要略的确定。
李鸿章主张对丧权辱国的《崇约》(即《里瓦几亚条约》)，进行局部重点改约而反对朝野清议主张的全面驳改。其意见包括：(1)“将伊犁南边帖克斯川让我，城内彼此界限画清”;(2)“新疆各城通商，照陆路章程，减清税则，不许全免”;(3)“汉中、西安只准一路行走”。除此数大端，余皆照行，曾纪泽对李氏意见基本同意。
赴俄交涉之前，曾氏电致总署，提出与李鸿章略同的交涉要节。内容包括：(1)界务方面，力争“索伊犁全境”;(2)商务方面，“商务系俄人所最重者，必不能全行驳改”，仅择数要端权益，力争索回;(3)赔款方面，“兵费不能不加”除此之外，“似宜从权应允”。曾纪泽的交涉要点，得到清廷的认可。
从李鸿章到曾纪泽，再到总署，最后到朝廷，已经大致拟定了改约的基本内容，而曾纪泽赴俄改约不过是相机实施罢了。据此，李鸿章的主张对改约的实现以及最后结果，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曾纪泽赴俄之后李鸿章的内外行动
在曾纪泽赴俄之后，李鸿章一面叮嘱曾纪泽，“议论情形，望随时详示”;另一面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外交、军事、舆论措施，为曾纪泽的交涉及其最后签定《伊犁条约》，做了重要支持。
首先，在外交方面争取主动。俄廷利用崇厚下狱事，借机阻挠改约。对此，曾纪泽认为“惩使愈重，则辱俄愈甚，改约愈难”。李鸿章促使清廷将崇厚“加恩即行开释”。这争取了外交方面的主动，为改约交涉的展开，扫清了障碍。
其次，妥筹京畿海防。清廷为防范俄国侵略，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性军事布署。左宗棠主西北伊犁、曾国荃主山海关(因体衰多病由李鸿章兼顾)、而李鸿章则主津塘沽。
最后，消除舆论干扰。1881年2月上旬，《伊犁条约》法文底稿拟定。李鸿章闻知底稿取得最佳结果，颇感满意。但清朝政府尤其是清议派如张之洞等仍不满，张氏甚至弹劾曾纪泽丧权辱国。李鸿章针锋相对，在国内力敌清议，宣扬《曾约》(即《伊犁条约》)的成功。最终促使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下旬签订《伊犁条约》。
李鸿章的消极影响
第一，李鸿章自始至终认为，伊犁全境收回与否，无碍大局。
第二，李鸿章始终向曾纪泽灌输兵单将寡、线长饷绌的观点。
第三，李鸿章主“和局”，甚至要求清廷承认《崇约》。
这些消极方面的主张，也影响了曾纪泽的外交工作。
总之，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的作用尤其是其积极方面长期被忽略。本文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李鸿章致曾纪泽未刊书札并参证其他史料，阐述了李氏在此事中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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