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风流的乾隆皇帝也有爱情的话，那他的第一任皇后孝贤皇后富察氏，也许就是他的至爱。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富察氏死在了东巡的路上，时年37岁。乾隆对这位皇后感情极为深厚，在皇后去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乾隆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对皇后的思念，对嫡子的哀悼(富察氏的两个儿子永琏和永琮均早夭)，使他变得暴躁不安，喜怒无常。
结果，由于皇后的丧葬事件，引起了一大批官员的贬责甚至赐死，许多人成为了皇帝不幸爱情的牺牲品，有的还成为了孝贤皇后的殉葬人。
清朝有制度规定：国丧期间，文武百官百日之内不得剃发。乾隆以前，这一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雍正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朝廷得知后也没有追究任何责任。
然后富察氏去世以后，乾隆重申了这一道禁令，并宣布要严格执行，他在上谕中说道：“本朝制度，国丧期间，百日内不得剃发。如有私自违反这一祖制，立即处斩。”，就像当年大清入关的时候，凡不剃发一律处斩一样，并将这一制度载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
这一制度的突然实行，使许多官员惊慌失措，一时纷纷触犯法网，沦为了狱囚。其原因在于：当时很多人对这条纪律并不十分清楚，往往都是在孝贤皇后去世的二十七日服除后剃发，而乾隆皇帝在皇后去世三个月后才发布了这条禁令，不少人接到了上谕以后，吓得面无人色。
奉天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在百日之内向上司请求剃发，上司不谙成例，竟然同意了，结果被追究，金文淳、姜兴汉均被提交刑部，乾隆盛怒之下，欲将二人正法。只是后来发现剃发的大有人在，像盛京、杭州、宁夏、四川的驻防满洲兵丁很多剃了发，这才饶恕了他们二人的性命。
不单是剃发，在办理皇后的丧事中，乾隆更是鸡蛋里挑骨头，他对各官员一举一动严密监视，略有失误，就视为不敬，严加惩处。
有一日，乾隆在翻看孝贤皇后册封文书的时候，偶然发现，册封文书在译成满文时，将“皇妣”误译成了“先太后”，他便断定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所造成的严重事件。乾隆认为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因刚被免去协办大学士，心怀不满，故有误译之事，指责他“大不敬”，革职交刑部议罪。
刑部官员接到这个烫手山芋后，加重了处分，拟绞监候。不料乾隆认为这是互相包庇，故意宽纵，将暑理刑部尚书盛安、尚书汪有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等六部堂官全部革职留任;而对误译册文负有直接责任的吏部侍郎德通，学士塞尔登均被革职。
两个月以后，这场风波又刮到了工部、礼部和光禄寺。乾隆对定谥号的相关事宜，对诸大臣百般挑剔，很多官员遭了忌讳，不是降职就是议罪。
不但京城的官员受到乾隆的刁难，就连外省官员也不能幸免，皇后去世以后，外省的官员请奏赴京叩拜皇后梓宫，这本来是礼节性的客套话，因为各地的官员手上都有活，不可能都去京城参加丧礼。
没成想乾隆当真了，对于那些奏清而又没来参加丧礼的官员十分不满，尤其是满族官员，更是加倍斥责。乾隆说他们“沐恩深重”，遇皇后大事，却都“漠不关心”。结果，各省满族的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凡是没有奏清赴京的一律降二级留用，有的还被削夺了军功。
不过最倒霉的还是乾隆的皇子，这些皇子都是乾隆其他妃嫔所生，他们在乾隆心中的地位远远不及永琏和永琮。现在嫡子早亡，皇后去世，乾隆心中自是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
终于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成为了他发泄不满的对象。永璜当时二十一岁，因为孝贤皇后不是他生母，所以丧葬期间，他没有任何哀伤的表示。乾隆斥责他“昏庸”、“大不孝”，“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永璜被公开训斥，他的师傅们也受到牵连，其中大学士来保，被罚俸禄三年，其他人各罚俸一年。
三阿哥永璋当时十四岁，在孝贤皇后举丧期间，“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也受到乾隆的斥责。乾隆甚至还说：“永璜、永璋二人，今后绝不能继承皇位，如果二人自不量力，心怀异志，以后必会导致兄弟之间互相残杀。”
乾隆的这一番震怒，完全葬送了二位皇子的前程。其实，加二位阿哥不孝之名，实在有些冤枉，至于说他们会造成兄弟残杀，更是无中生有、随意猜测。在举丧期间，他们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却遭到乾隆一顿痛骂，断绝了他们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经过此番打击，已经二十多岁的永璜对人生前途完全绝望，一年以后便郁郁而终，年仅二十二岁;永璋也整日惶惶不安、提心吊胆，惟恐被斥有非分之想被遭诛戮，十二年后，他离开了这个令人恐惧的世界，年仅二十六岁。
因孝贤皇后的丧葬引起的政治风波，震动极大，大臣们被斥、或降革、或罚俸、或赐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案。
乾隆的这一系列做法，一方面反映了他失去贤后而产生的不正常心态，另一方面也结束了乾隆初年标榜的宽大政治，从此以后，乾隆前期的宽仁为政的和煦春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变化无常的阵阵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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