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千年富贵人，零落此山隅。”东汉十二帝，除献帝刘协之外，死后都葬在洛阳附近。邙山，是秦岭—崤山山脉的余脉，北临黄河，南俯洛阳，可谓风水宝地。

　　其间丘冢遍地，墓碑林立。东汉帝陵向来有“北五南六”之说，邙山上的五座东汉帝陵之中，就包括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原陵。

　　沧海桑田，原陵主人早已驾鹤西去，但他所创立的东汉王朝，却以厚重儒雅之姿，悬布在历史的星空中。

　　东汉是独立的王朝，又是西汉的延续。

　　在中国历史上，复活前朝的案例并不少见。西周之后有东周，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然而既能复活前朝，又能发扬光大者，唯有东汉。

　　人心思汉。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在居摄三年(8 年)寿终正寝。继立的新莽政权，又于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已经习惯了大一统秩序的中国大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

　　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为争夺粮食、地盘和控制权而厮杀角逐。共同的敌人——王莽倒下之后，哪个集团能够平定天下，谁将成为中国大地的新统治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命题。

　　这个命题的最终答案还没有揭晓，但是答案的选择范围似乎已经划定。

　　王莽改革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刘氏汉朝的眷恋，形成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以刘氏子弟的名义，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容易得人心、聚人力。

　　因此，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统治的武装集团，其名义上的首领人物往往是刘氏宗室成员;非刘氏宗室者，要么诈称是刘氏子弟，要么以“辅汉”为口号，就连赤眉军这样的农民武装，也找了一个刘姓放牛娃当天子。

　　清代学者赵翼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说，“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政权的一些基本属性大致确定，即国号应该为“汉”，皇帝应该姓“刘”。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地位并不显赫。

　　据史书记载，年轻时的刘秀谨厚柔和，勤于农事，做过贩卖粮食之类的小生意。他曾经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只能略通大义。他曾感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是汉代的高级官员，地位相当于九卿，负责京城警备巡防。阴丽华是南阳有名的美女。当一名威武风光的二千石官员，娶一个漂亮女人为妻，这大概就是青年刘秀的人生理想。

　　地皇三年(22 年)，刘秀与大哥刘縯在南阳起事，加入了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队伍。第二年，族兄刘玄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领袖，登基称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

　　发生在地皇四年(23年)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正是年仅二十九岁的刘秀。

　　当时，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统领数十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昆阳。大敌当前，众寡悬殊，诸将只想退避自保。刘秀说服众将，坚守昆阳，阻击莽军。他带十三名骑兵冲出重围，就近征调援兵，随后亲率三千猛士冲击敌阵，里应外合，大获全胜。

　　昆阳之战，刘秀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铫期、王霸等将领，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刘秀的忠实追随者。

　　《历代画像传》中的“大树将军”冯异。冯异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为光武得天下立下重要战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艳萍分析道：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在这次战役中，王莽军的主力被歼。这次战役使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在力量对

　　比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地皇四年(23年)十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已迁都洛阳，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进入长安后，更始政权定都长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凯说：更始帝刘玄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这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代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长安一直是西汉王朝的首都，刘玄既然以西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那么新政权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也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在当时“人心思汉”的时代背景下，以长安作为都城有助于提高新政权的

　　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声势浩大的另一支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抚敌纳降。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

　　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王业之基。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也相当可观。

　　东汉末的政论家蔡邕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意思是说，包括幽州和冀州在内的河北地区，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比蔡邕年代稍晚的袁绍、曹操，都因为据有河北，先后成为汉末乱局中的巨擘，演绎了“得河北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其实，这个规律的最早实践者，乃是光武帝刘秀。

　　地皇四年(23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之命，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按照汉代的官制，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地位远在执金吾之上;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有临事制宜、生杀予夺的大权。此时的刘秀已经不再满足于当初“仕宦当作执金吾”的事业追求了，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战火洗礼，经受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他已经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

　　在此之前，刘縯因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城府颇深的刘秀使出韬晦之策，方得保身。

　　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刘秀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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