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皇帝公关学》作者：陶短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南京人都知道莫愁湖畔有座胜棋楼，也知道这座楼是明朝大将徐达靠下围棋从明太祖朱元璋那儿给赢了来的。但父老相传，那盘棋严格说起来徐达其实是输家，因为朱元璋一直占上风，正自个儿美着，猛不丁看见，敢情人徐达棋虽然输了，却把几十个黑子儿在棋盘上摆出“万岁”俩字，一时高兴，就把那么大一座不动产给过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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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说朱元璋、徐达都是庄稼汉出身，大概齐是一对臭棋篓子，要是真下，谁赢谁都正常。可如今人家朱元璋是皇帝，这徐达就不能跟在安徽老家那样死缠烂打了，因为如果真的“胜棋”，那麻烦那可就大了去了。

　　皇帝是普天下对艺术最好奇的人种，因为他有权啊，想好奇点儿什么都有条件。想听音乐，哪怕五音不全也得给他开唱;想附庸风雅，琴棋书画一大帮子人跟着凑趣。可是皇帝也是普天下脾气最坏的“艺术家”，一个伺候不好，跟着凑趣、想沾点儿光的其他艺术粉丝们—不是说那些专门伺候皇帝的乐师、棋士，而是说那些为讨皇帝欢心随之起哄的大臣—就前景黯淡了。

　　但凡皇帝都特自信，因为干什么都太容易，也听不见不同意见啊。魏文帝曹丕自吹善于使剑，赢过著名武术大师邓展，还郑重其事写在书里，后来的人不明白究竟，还跟着吹。其实想一想就该明白，那邓展打过多少仗，曹丕才杀过几个人?您当人家真打不过您呢?可您是谁啊!

　　其实赢邓展那会儿曹丕还不是皇帝呢，才是曹操的公子，就已经这样了，真皇帝搞起文体比赛来，又如何会发扬奥林匹克精神，跟您搞公平竞技?

　　隋炀帝有一次搞诗歌比赛，用“泥”字作韵脚写诗，结果大臣薛道衡一句“空梁落燕泥”被大家啧啧称赞，皇帝自己也自愧不如，但后来竟然怀恨在心，没多久就找个茬把薛道衡杀了，临了还来一句“这会儿你还写得出那句诗吗”。还有个叫王胄的，一句“庭草无人随意绿”又抢了皇帝彩头，结果命运自然也是一样。您想啊，能看出您的诗比他好，那皇帝也不算很含糊，隋炀帝自己就曾自夸“就算大家一起考试，择优录取皇帝，那我也还是第一名”，一个又自信、又小气的领导，您能随便赢棋吗?什么?碰上不识货的也许就没事?人家都不识货了，您抛媚眼给瞎子看吗?

　　当然，棋不能胜，却也不能输得太快，那您就给看扁了。最好的办法，要么是大战三百回合然后一招惜败。您高，皇上只比您高不多点儿;要么就是学徐达，来个剑走偏锋，大家都赢，谁也没输。

　　其实话说回来，真碰上个“费厄泼赖”的皇上，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了。

　　战国时秦武王喜欢举重运动，有一天非拉着仨大力士乌获、任鄙、孟说比赛举鼎。乌获、任鄙连连摆手：俺们是轻量级选手，这重量级的俺们不是个儿，大王您也别举了最好。可那孟说却跃跃欲试，结果秦武王出了比赛事故，让鼎把大腿轧断，没多久就咽气了，举重冠军孟说也因此来了个满门抄斩，而乌获不但没事还升了官。

　　琢磨一下就该明白，大臣跟皇帝都有自个儿的正事，这文体活动就是个副业，您要争强好胜，主业上去争就行了，琴棋书画什么的，您不能来个“重在参与”吗?

　　唐朝大将刘仁轨文武双全，晚年挂了一堆荣誉职务在朝廷养老，日子过得舒心，唐高宗也很尊重他。有一天有个管皇家工厂的官儿(少府监)裴匪舒跟皇帝建议，把御马厩的马粪卖了，可以挣一大笔。皇帝就问刘仁轨，这主意怎么样，刘仁轨不紧不慢地说，这主意倒不坏，可子孙后代提起来，说你们老李家堂堂皇帝，卖马粪挣银子，这人你们丢得起吗?于是乎，这项皇宫商品经济的大胆创举还没推出，就让老刘给咔嚓了。

　　您以为真是老刘给否了的?也太天真了吧!真正打心里不想卖这马粪的就是唐高宗自己。

　　皇帝是什么人啊?战国时候的梁惠王不过只有一个省的国土面积，可光能照亮前后各十二辆大车的明珠就有十颗之多。这唐高宗是唐太宗的儿子，管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要银子使唤，写个条儿别人就得巴巴给送来，他肯收那就得算是赏脸，还用得着卖马粪挣钱吗?

　　这皇宫里搞生产开发那是有传统的，像手绢衣领之类的小手工业不用提，清朝时候，皇宫里从造枪炮的兵工厂，到造钟表、眼镜、发条玩具的车间，应有尽有，要说这些都是好东西啊。康熙时候皇宫里就能造开花炮、燧发枪，雍正时候能造各种式样的眼镜、望远镜，钟表技术更是一绝，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世界都算得领先，按理说不但能卖钱，还能救急。可人家皇帝宁可拿燧发枪打鸟玩，在圆明园的亭台楼阁犄角旮旯摆上几十上百副眼镜、望远镜解闷，就是不让形成产业链。

　　归根结底一句话：皇帝不差钱，差的是面子。您如果有什么能让皇帝长脸的主意就只管往上递，哪怕是馊的也只有好处。隋文帝的大臣杨素曾经负责修皇家别墅，结果超标了，弄得隋文帝大发雷霆：国家三令五申不让修楼堂馆所，你身为领导咋就是不听呢?给我回家反省!这杨素提心吊胆回到家，把事儿跟老婆一说，老婆倒乐了：那不是在办公场合嘛，您别急，一会儿就没事了。果不其然，当天晚上皇帝跟皇后亲自下帖子请杨素吃饭：你老杨惦记着给咱老两口造个安度晚年的安乐窝，这是心里头有朕啊!要是反过来就麻烦了。梁武帝时有个大臣叫贺琛的，提了几条诸如国宴少上几道菜、皇宫少修几座房子之类的合理化建议，结果把皇帝噎得差点下不来台。其实梁武帝这人挺节俭的，一顶帽子能戴两年，但节俭不节俭得他说了才算，你瞎出什么主意?

　　说到这儿您该明白了吧：其实老刘高明就高明在，他把皇上想说但又不便说的话给大大方方说出来了。这样给别人瞅着，人家皇上可本来是想节约创收，自负盈亏的，但老刘这些大臣们不依啊，这不是省不省几个钱的问题，这可是关系到咱大唐国家形象的大是大非问题——得，朕咬咬牙，马粪不卖就不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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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是勤快点儿好还是偷懒点儿好?

　　当然是勤快点儿好了，黎明即起，万机待理，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家天下嘛，做家长的多忙一些，这家里也会规整一些不是?倘都像那个几十年不肯上朝的大明万历皇帝，那还不乱套了啊!

　　可皇帝也是人啊，是人就会有想法、有杂念，想活动活动。过去有那么些大臣、文人，觉得这可不得了，您皇上是天下楷模啊，哪儿能整天玩私字一闪念呢?不行，得绷着。于是乎，皇帝想打个猎，看个杂技，听个音乐，都会出来一大群忠臣连哭带喊地又劝又拦，硬是把个大活人憋在皇宫里一本正经那么坐着才觉得放心。更有绝的，有的皇帝只不过动点儿心眼，还没现行表现呢，就有人给败兴。比如那个说出“糟糠之妻不下堂”名言警句的宋弘吧，有一天汉光武帝见屋里搁了个屏风，屏风上画的俩美人挺漂亮，忍不住多瞥了两眼，宋弘立刻不乐意了：我说皇上，您咋这么没出息呢?有空看看工具书什么的不好嘛，整天瞅女明星画像，把思想给腐蚀了可怎么办?

　　也就是人家汉光武脾气好，要换一个别的皇帝，早劈头给宋弘一耳光：我瞅画里的美人思想就腐蚀了?您把我给圈皇宫里，那里头全是大美人儿，我思想就不腐蚀了?其实吧，这劳逸结合是人之常情，而到外面走走，接触一下社会，开阔眼界，更是生长在黄圈子里的皇帝们最需要的阅历。适当让他们偷偷懒，换换心情，长长见识，并不是什么坏事。比如打猎，有人说玩物丧志，可最喜欢打猎的康熙、乾隆，不都是有作为的皇帝吗?再比如出去旅游，秦始皇、隋炀帝固然弄得一团糟，可汉高祖、唐太宗跑的地方也不少，咋天下就不乱呢?那王莽不错吧，私生活绝对检点，无任何不良嗜好，没事儿就读读古书，应该最符合楷模标准了吧，结果又如何?

　　其实这道理，齐国的管仲早就说得再明白不过。他临死的时候跟齐桓公说，烹饪大师易牙是个坏人，得赶走。齐桓公就问，既然他是个坏人，您以前咋不说?管仲说，以前那不是有我嘛，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这儿都把着舵呢，他也就能给您做做饭，您留着他不还饱个口福嘛。可见关键不在于让不让皇帝玩，给不给皇帝偷懒的机会，而在于，皇帝不玩、不偷懒的时候，能不能把活儿给干好了。

　　如果一直把皇帝给逼着绷着，有时候效果反倒不好。你不让他光明正大地去娱乐、去放松、去偷懒，他给您来个“曲线救国”，事儿反倒更麻烦。清朝的同治皇帝不就是被老娘慈禧管得太死，结果跑到外面出轨，最后弄出大事儿来?明朝的天启皇帝，被大臣们逼得烦了，躲起来做木工解闷，不一样把国家弄得乱七八糟?

　　真想引导也不是不行。魏征经常陪唐太宗听音乐会，他每次听军乐就耷拉着脑袋，听别的就全神贯注。次数一多，唐太宗就明白了：敢情老魏想让我明白，要和谐，别整天想着穷兵黩武啊。也许有人会拿魏征连累唐太宗捂死猎鹰说事，可那次魏征不是不知道人家袖子里有那么个活物吗?唐太宗带着卫士在朝堂见天搞军事演习他都一次没管过，又怎么会不让皇上去打猎呢?皇帝公关学的要诀，就是让皇帝有点儿偷懒放松的空间，别逼得太死。毕竟汉光武那样的皇帝是少数，能碰上万历、同治算走运，要是碰上大明正德皇上那样的，保不齐大板子就揍屁股上了，对自己没好处，对皇帝的江山社稷也未必就有好处了，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没搞错吧?皇帝是什么人，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胁迫他?

　　当然有，还不止一样，不过最有效、而且还不容易引起副作用的武器，莫过于皇帝的祖宗——死鬼皇帝了。

　　东晋时候西北有个小国前凉，不过巴掌大的地方，国主张茂却要修一座豪华的楼堂馆所，据说光地基就高达63尺。文武百官是纷纷进谏，可这张茂也毫不含糊：不同意见可以提，但修是修定了的。

　　正当大臣们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个普通老百姓叫阎曾的，深更半夜跑到宫门，把大门拍得山响，一边拍一边嚷嚷：“国主的老祖宗张轨派我传话，问你为什么要劳民伤财，修这种面子工程。”张茂身边的亲信主张把这阎曾当成异端给处理了，可张茂没那么做，反倒把工程给下马了。

　　阎曾拿死人压活人，不过是传到位一句话，自己似乎没捞到什么好处，可有的人比他还走运。话说汉武帝因为受坏人离间，导致父子反目，太子造反逃亡，后来死于非命，很多太子的家人、部下被牵连。正弄得人心惶惶时，负责给汉高祖刘邦看坟的小公务员田千秋站出来了：“有个白胡子老头让我传话，说多大点儿的事啊，干吗连累这许多人。”汉武帝一听，甭问啊，这白胡子老头肯定是俺老祖宗刘邦祖爷爷啊。于是乎，一场株连九族的大祸到此煞车，这田千秋就因为喊了这么一嗓子，从一个办事员平步青云升到侯爵、宰相，富贵了一辈子。

　　要说活皇帝肯定比死皇帝权力大，但那些祖宗是打江山的，皇位是从别人手里夺的，他们自己却只不过因为祖宗是皇帝，才沾光当了皇帝，因此就算心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表面上却一定要作出比全宇宙的人都孝敬、都推崇祖宗的姿态。您想啊，祖宗是自己这张宝座的护身符、合格证，如果祖宗没了威信，那么以后别人质疑自己这皇帝的正当性，自己拿什么去反驳呢?所以嘛，最适合用来胁迫皇帝的武器，就是皇帝的爸爸，皇帝的爷爷，以及皇帝的祖爷爷，等等等等。

　　有时候死鬼皇帝的牌位还能消灾止祸。明朝初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抢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打到济南府，建文帝的大将铁炫死守城池，快守不住的时候便让人捧了燕王老爸朱元璋的大牌位往城墙缺口上一站，这燕兵是也不敢开炮，也不敢爬城，只能灰溜溜绕道走人。要知道朱棣是打着替老爸教训侄子的幌子起兵的，天天把个孝字挂在嘴边来回敬那些骂他“不忠”的人，如果一炮把老爸的牌位打烂，不是跟把自己的脸皮打烂了一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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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招也不是百用百灵的：汉武帝中招，是因为他并不糊涂，已经开始为死了儿子后悔，田千秋的出现正好给了他最好的台阶;张茂中招，是因为前凉又穷又小，强敌环伺，他就算有心思享乐，也得考虑考虑国情;朱棣中招就更不用说了，他不砸牌位还有人骂他“反贼”呢，砸了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果那皇帝脑袋如糨糊，又走运生在个花花世界，那就不好说了—明朝的嘉靖皇帝，不就把一大群拿祖宗遗训压他的大臣，都弄到午门外拿板子结结实实打了顿屁股了吗?

　　皇帝也是人，也要讲劳逸结合。自古至今，那么多帝王，喜欢的娱乐活动自然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要说普遍*好，大约女人算第一，打猎算第二，音乐戏剧什么的怎么也只能排个第三了。

　　要说皇帝对音乐的爱好那可由来已久。《诗经》总共有305篇，实际上就是周天子305首宫廷歌曲的歌词，从还算不得皇帝的皇帝—轩辕黄帝就让伶伦发明了笛子，到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甚至有福气听到洋钢琴的演奏。被皇上养在皇宫里的音乐家那更是不胜枚举了。

　　侯宝林大师的《八大改行》道尽了出皇差艺人的辛苦，不过一来那是艺术夸张，二来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艺人谁不辛苦?能出上皇差的总比出不上的强得多吧?杨小楼也好，谭鑫培也好，这些能给皇帝、太后唱戏的演员，那日子怎么都比只能在天桥撂地的穷不怕爷几个好过百倍。要说早先，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为了怕音乐家偷窥自己的妃子，他们常常被刺瞎眼睛，像著名的师旷、师涓都是瞎子，可他们的社会地位高啊，《左传》是什么级别的史书，上面才有几个人的名字?可是师旷这样的音乐家就能把大名留在上面，一直留到今天。您说，这双眼睛瞎得值不值?

　　后来就更好了，连眼睛都不用刺，只需陪皇帝弹弹琴、唱唱曲、演演戏，就能工资福利照领，享受正科级以上国家公务员待遇，既不用“文死谏”，也不必“武死战”，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旱涝保收，又无须操心。您说，这职业还差吗?

　　不但如此，一旦国破家亡，皇帝让别的皇帝给咔嚓了，文武百官是不死也悬，可这音乐家不同啊，那是技术人才，和政治无关啊，当然还能继续任职。刘宋灭掉后秦，把文武百官几乎杀绝了，音乐家却一个没杀，都送回南京接茬弹琴唱曲了。隋朝、金朝、元朝，都特别规定了对敌国宫廷乐手的优待政策，就连那个造唐朝反的草头皇帝安禄山，在掳得唐明皇那个著名的音乐班子后，也是喜滋滋地用来提高自己的艺术享受标准，艺术家该享受的工资奖金，一个子儿也没少。您说，这职业还差吗?

　　可就一样：您既然是音乐家，就得干一行爱一行，把全部精力用在主业工作上，千万别琢磨搞什么副业。要说宫廷音乐家见多识广，看见的大富大贵实在太多，不免有时有非分之想，可是这皇帝身边的副业，那是绝对干不来的。

　　汉朝有个大音乐家李延年，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常客，汉武帝宠他宠得跟自己的眼珠子一般，可他偏不安分守己唱自己的小曲儿，找个法子把自己妹子弄进皇宫，自己当了编外国舅，又让两个兄弟当了大臣、将军。结果狂喜之后便是狂悲，妹子得宠让他们弟兄平步青云，妹子一死他们就成了下架凤凰，最后竟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他如果不去客串国舅的副业，至于如此吗?后唐的庄宗最喜欢音乐戏剧，周围一大堆的演员，大多兼营了“副业”，有的当将军带兵打仗，有的当市长(刺史)治理城市，还有的给皇帝当业余间谍，结果怎么着?这些兼了副业的音乐家几乎个个没好下场不说，还被欧阳修一笔给添到了耻辱柱上。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只能体现在某一方面。宫廷音乐家们在艺术领域固然聪明绝顶，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胸襟、眼界、阅历、气度却都比常人甚至还低能得多，勉强赶鸭子上架，结果自然好不了。何况在古代，别说大臣、贵族，就是皇帝自己，也没几个真的把音乐家当什么人才的，心里其实很看不起。唐宣宗有个宠爱的音乐家祝汉贞，亲热到可以随便开玩笑的地步，可有一天在闲聊中后者偶然谈到国家大事，皇上登时就变脸了：我养你们就为个乐子，这些事轮的着你们说三道四吗?看看，别说您这副业水准未必好到哪里，就算真的还有点水准，怕也是不着人待见呢。

　　当然也不是什么副业都不能做，有一种副业你音乐家去做，人家皇帝、大臣、文人墨客不但不反对，还会大力赞扬，那就是——烈士。也就是安禄山抢唐明皇宝座那会儿，不是有个音乐家雷海青当场罢演、以身殉国?不但没人说他不安分守己，不以本职工作为重，反倒有一大堆人包括大诗人王维给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呢。不过话说回来，烈士这项副业虽然做得，可又有几个音乐家真肯去做呢?

　　话说隋朝末年群雄割据，皇帝一下出了十多个，其中就有一个西秦国大皇帝薛举，连打了几个败仗，泄气之余，问他的大臣“自古皇帝投降有好下场吗”。结果两个大臣褚亮、郝瑗一个说降得，一个说降不得，弄得薛举大皇帝莫衷一是，最终稀里糊涂熬到驾崩。儿子薛仁果听信“缴枪不杀”的宣传投降唐朝，最终还是逃不了一死。

　　中国有句老话，叫“自古无不亡之国”，大帝国总有衰落、分崩离析的一天，皇帝也会从“只生一个好”突然变成“批发不讲价”，您就算是个村长，保不齐也有穿黄袍、过皇帝瘾的机会。当有人把黄袍子捧到您面前，向您渲染“要什么有什么”和“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风光自在时，您可千万别想“刘邦不过是亭长，朱洪武才是个九夫长，老子比他家底厚实多了，他们行我凭啥不行”，脑袋一热就上去—皇帝这台阶，上去容易，下来可就难了。

　　皇位的争夺是天下最残酷、最你死我活的一件事，胜利者不消说，失败的就算投降，也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褚亮在劝薛举的时候，把“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当做“天子投降受宽大”的典型，他那待遇都算宽大，不宽大的您就想想吧：宋徽宗父子坐井观天算是好的;南燕皇帝慕容超被俘处死那算抗拒从严;可后秦皇帝姚泓、后后梁皇帝萧铣都是主动投降，却难逃一死;跟唐朝争天下的王世充，拿了李世民“坦白从宽”的保证投降，结果还是被唐朝想了个法子害死了。道理明摆着啊，你当过皇帝，这当皇帝可有瘾，皇帝自己最清楚，你今儿个打不过我，投降了，不当这皇帝了，敢明儿歇足了，瘾又犯了，咋办?

　　所以么，对待投降皇帝，历朝历代多半就是一个杀字，就算不杀，那也决计不能让你好过了，不是软禁就是监视居住，就算封个“违命侯”、“昏德公”之类，那也跟耍猴差不多。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对投降皇帝宽大处理的，比如前秦国王苻坚，把投降和俘虏的几个皇帝都封了大官，有的还让带兵打仗，结果怎么着?他淝水一败，这些前皇帝的孝子贤孙一个个反攻倒算，把好端端一个前秦不几年就给弄散了黄。中国皇帝最讲究“以史为鉴”，有苻坚这前车之鉴，以后的降皇帝，日子就更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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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称皇帝，只当没名分的土皇帝，那就不一样了：如果有本事削平群雄，把竞争者都打服了(像朱元璋)，那么再当皇帝就稳稳当当;如果见势不妙，自己反正也不是皇帝，投降了往往能得到很好的安排。秦朝末年的陈婴起兵，听了母亲的劝只称将军。王莽时窦融起兵，掂量再三只称省长(州牧)，最后都得到新朝皇帝的善待和重用，子孙显贵了几代。五胡十六国时有个前凉，存在了62年、传了9世，却始终自称晋朝大臣，不称皇帝，后来国家灭亡，当了俘虏的末代国君张天锡受到了前秦优待。淝水之战张天锡趁乱逃到东晋，居然还被恢复了以前当土皇帝时的爵位——西平公，他若是当初头脑发热，多迈上那么一步台阶，能有这样的便宜事?隋朝灭亡南陈，江南出现了许多土皇帝，比如汪文进、高智慧、沈玄侩、王国庆等，隋朝派大兵去镇压，却只许王国庆一家投降，其他都要坚决消灭，为什么?不就因为前三位都自称皇帝，而王国庆只做了“大都督”，没迈上那最后一层台阶吗?想清楚了，汉高祖、朱洪武自然风光，但您有没有人家的能耐和运气?要是没太大把握，还是悠着点儿吧!

　　我有个信佛的朋友，每次去寺庙烧香都要烧四炷，而不是通常的三炷，理由是“多烧一炷，好让菩萨觉得我特别，格外记得我”。大臣之拜皇帝，那份善祷善颂，怕是绝不亚于信徒之拜菩萨，他们当然也希望皇帝和自己的关系与众稍稍有那么点儿不同，好让自己得到格外多的关照和好处。

　　如果突然有那么一天，皇帝把您一个人叫到没人地儿，神神秘秘地跟您说，从今往后您可以不经过正常组织关系，而像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那样，直接给他递小报告，甚至这小报告的信纸、信封都是专利生产、限量发行的绝版，您可以用这小报告汇报一切您想汇报的事儿，比如您下属、同僚甚至顶头上司的种种可疑举动、不法行为，但这事儿您千万得保密，别让那些人给知道了。您乍听之下，会有怎样的反应?

　　您也许会想，太好了，这可是我露脸的时候了，皇上这是没拿我当外人啊，从今往后，我得多长几对耳朵、多生几双眼睛，把周围那几个倒霉鬼给盯牢了，你们哥儿几个不惹我还则罢了，要是跟我过不去，哼哼!

　　清朝雍正年间广东代理省长(署理巡抚)傅泰就是这么一位。他当这代理省长没半年，已经连着通过“地下单线联系”给雍正递了好几份小报告，最多时一天竟递过3份，把周围的几个同事，像军区司令(提督)王绍绪、法院院长(按察使)楼俨、副省长(布政使)王士俊等等，从工作缺点到作风问题，从疑似贪污到思想动态，揭发了个体无完肤。把这些都折腾差不多，这傅泰踏踏实实坐在办公室里等着皇上嘉奖、提升，结果怎么着?等了半个月，等来皇帝一张调令，把他的代理省长就地免职，回北京重新分配工作，不仅如此，在干部评价上写得明白，他“才能平庸，不适合担负广东省领导职务”，嘿嘿。

　　一个皇帝但凡到了喜欢搞单线联络、好听小报告的地步，他就绝不会只有一条单线，只听一面之词。对您而言，能看到的就是跟皇帝那一条线;可对皇帝而言，手里攥着的，却准是成百上千条线织成的一张网。您可千万要相信一个事实：首先，如果皇帝亲口告诉您，您是他心腹，但别跟其他人讲，那么这句话他一定跟不下三百个人讲过;其次，如果您对跟皇帝发展特殊关系兴趣浓厚，禁不起诱惑，那么您千万别指望您那二百九十九个同僚会比您觉悟高，会禁得起诱惑。您以为您是皇帝的耳目，正奉旨监视别人?您还是先扫一扫周围吧，保不齐有多少双同样的耳目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您呢!知道傅泰怎么撤职的吗?他小报告里褒贬的那些同僚，每个人都接受了和他一模一样的“特殊任务”，而且打出的小报告比他更稳、更准、更狠，不撤他?不撤他撤谁?

　　明白了吧?在皇帝眼里，你们都是他的普通棋子儿，什么单线，什么特殊，都是逗您玩儿呢，千万别太当真，作出些扭曲人格、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来，小报告那玩意儿，可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易燃易爆物品。武则天时候有个能工巧匠叫做保家，原本替反政府武装徐敬业部研制过管制刀具，后来贪图富贵，跑到首都帮新皇帝武则天研制多功能意见箱。这意见箱设计巧妙，只能往里扔意见，不能往外掏，只有掌握特殊密码的人——武则天自个儿才能打开，这样谁也没法子在小报告上做手脚。结果他没想到，第一份投进这意见箱的，就是检举他替非法武装效劳的黑材料，于是他专利费没混着，反整了个满门抄斩。

　　千万听我一句，如果皇帝让您打小报告，您最应该的反应绝不是“我该多长双眼睛”，或“我该多生对耳朵”，而是“我该多长个心眼”：对皇帝，也对周围那无数对(双)耳朵和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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