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2年，被曹操誉为有“巍巍之勋”的荀彧离世。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弃袁绍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间为曹操统一天下不遗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可以说是曹操的核心成员，且深知曹操之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将走上人生顶峰、踌躇满志之时坚决反对，从而自陷于死地呢?
袁晔《献帝春秋》记载了荀彧死讯在吴、蜀的流传。兹引于下：“(荀)彧卒于寿春，寿春亡者告孙权，言太祖使(荀)彧杀伏后，彧不从，故自杀。(孙)权以露布于蜀，刘备闻之，曰：‘老贼不死，祸乱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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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志·陆瑁传》，袁迪与孙吴丞相陆逊之弟陆瑁相游处。故可推知，袁晔所载荀彧死讯流传吴、蜀之事并非杜撰。《献帝春秋》一书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二》，与信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等同列。从上引可知，寿春逃亡者误传了荀彧死因，可见其并非曹方高层。但非高层者关注荀彧、并将荀彧之死当作忠于汉室，可见荀彧在曹操统治区具有一种忠于汉室的形象。误传的消息无疑为孙权方所接受，才会继而“露布于蜀”。刘备之语亦表明他认可荀彧对汉室的忠心。寿春逃亡者、孙权、刘备分别代表了割据的三方。荀彧虽为曹操谋主，其忠心汉室的形象却得到三方的一致认同，并被认为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据《后汉书·荀彧传》载：“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讜乐，谥曰敬侯”。祖日为祭祖神之日，应有識乐，然而汉献帝因荀彧之死而在最具神圣性的祭祀仪式上“废譙乐”，足见其对荀彧“哀惜”之情。而且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均在荀彧死后表述 “明年，(曹)操遂为魏公云”，意在凸现荀彧给曹操晋爵魏公所带来的阻力。只有荀彧死去，曹操才能如愿晋爵魏公。
《三国志·荀彧传》裴注中记载了所谓“世论”：“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世之论者”对荀彧之死持以“讥”的态度，认为荀彧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魏倾汉，其晚年改节忠汉，盖出于愧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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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题荀文若传后》云：“荀文若为操画策取兖州，比之高、光不弃关中、河内;官渡不令还许，比之楚、汉成皋。……及事就功毕，欲邀名于汉代，委身之道，可以为忠乎?”杜牧对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邀名”是荀彧立晚节的动机。司马光反驳此说不合人情：“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明清之际，王夫之从“天良未泯”的角度来解释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锡、晋爵魏公的行为。他说：“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侧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为之谋耳。”孙明君认为荀彧死于理性与感性的分裂：从现实出发，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拥护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与旧王朝藕断丝连，所以荀彧死于困惑与矛盾。此论从个人心态出发，对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较古人责以君臣之义。
以上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对乱世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且无论是对“苍生”还是对“汉室”，均为一种相对有利的选择。
据《三国志·何夔传》记载，“太祖(曹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豪雄控制着生杀予夺的大权，随时能以一己之意诛杀士人。如名士崔琰受冤被罚为徒隶，曹操使人视之，崔琰“辞色不挠”，曹操就下令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借口崔琰心怀怨恨而处死了他。此事使毛蚧“内不悦”，曹操大怒，又把毛蚧收入狱中。后来陈群在与崔林论冀州人士时，以“智不存身”来贬低崔琰，崔林辩解说“大丈夫为有邂逅耳”。崔林的辩辞透露出对自身命运无从把握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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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荀彧的阻止使得曹操晋爵魏公、加九锡之事“遂寝”，而曹操“由是心不能平”，那么荀彧之死便是必然的了。
范晔、裴松之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对荀彧之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从事功的角度来看，正如裴松之所言，士大夫的匡复之志确实还处于“任重道远 ”的阶段。荀彧之死象征着士大夫阶层未能实现匡复之志，他们恢复汉朝的政治活动宣告失败。荀彧的一生都在践行着匡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也是汉末士大夫共同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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