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当了皇帝。这时，社会仍然残破不堪，隋末动乱造成的破坏，还处处可见，“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在这个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唐太宗亲自主持了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讨论治国的大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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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人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大臣魏徵和封德彝的意见，针锋相对。魏徵认为：王政本于仁恩，大乱以后，更应当、也更容易实行教化。封德彝则认为：三代(夏商周)以来，人心浇薄，应该实行严刑重法……唐太宗仔细地听了双方的辩论，然后，决定采纳魏徵的意见。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这次御前会议，确立了贞观时代的基本国策，也确立了以轻刑宽法，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实行法律改革，令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中书令房玄龄和学士、法官们，在唐初《武德律》的基础上，制定新律，要求“用法务在宽简”。在制定新律时，长孙无忌等提出，原来处以绞刑的第五十条，可宽大为断右趾刑。太宗仍觉得过于残酷，说：“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后来乃改为加役流刑：流放三千里、劳役三年(以此来代替绞刑)。其他减斩刑为流刑，减流刑为徒刑者各数条。
太宗指示新律要简单明确，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新律即《贞观律》，在贞观十一年(637)正式颁行。新律由原来的两千余条，简化成七百条，是秦汉以来最为简约的一部法典。唐高宗永徽初年，长孙无忌等人，又对《贞观律》进行注释和补充，编成《唐律疏议》一书。这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五代以后各朝的法律、法制，大都以此为本，酌加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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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还改革了死刑的判决报审程序。隋炀帝滥行酷法，草菅人命，敕令天下犯盗窃以上罪者，不论轻重，一律斩首，不必奏闻。于是地方长官，手握生死大权，不知多少无辜百姓，冤死在刀斧之下。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再生。”因此，他规定：处决死囚时，必须经由中书、门下二省四品以上官吏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以“庶免冤滥”。贞观五年(631)八月，相州(今河北临漳)人李好德，精神失常，胡言乱语，“妄为妖言”。太宗诏令大理寺审理此案，大理丞张蕴古，审讯后上奏说：“李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而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蓄意包庇，说：“张蕴古贯在相州，李好德之兄李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唐太宗闻奏大怒，当即下令：斩张蕴古于长安市。不久，太宗十分懊悔，因而下诏说：“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后来，“三覆奏”又改成“二日五覆奏”。同年十二月，太宗对侍从官员说：“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为使死刑判决更加准确，避免错判，他又下诏说：“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有可矜者，录状以闻。”死刑判决报审程序的改革，使国家的法律，更进一步地谨慎、完善。
太宗经常与侍从们讨论刑律。有一次，魏徵说起隋炀帝时，由盗发皇陵引起的一桩大冤案，杀了两千余人。法官明知道其中只有五人过去有劣迹，但不敢执奏。太宗感叹说：“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他又说，“朕以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关龙逄忠谏而死，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逄之死。如此则何患君臣不相保乎!”意思是，你们应常提醒我隋炀帝灭亡的教训，我常思关龙逄忠谏而死，以自警。这样，我们君臣就能互依共存!)
李世民一向认为：秦、隋的灭亡，因于酷刑;周朝的长存，是因其宽仁。有鉴于此，为实现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在执政期间，多次有针对性地发布诏令，务使宽简之法，深入民心，以减少冤案和死刑案，为其日后的太平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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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君主，珍惜百姓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事。李世民一再强调说：“人死了就不可能再生，用法一定要宽简。”“若刑罚不当，杀错了人，怎样追悔都不能使人再活过来。”为此，他提出：大罪“均由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由于李世民一向要求官员们慎刑狱，所以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四年间，整个唐朝被判死刑的仅有二十九个，每年处决的不足八人。
把“慎刑”列入国家法律之中，这足以表明李世民对“宽仁为法、慎行刑狱”的治国思想，极其重视。这是他令百姓诚服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也是他智慧治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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