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匹马逃难猎户刘安家，刘安杀妻款待，说是狼肉(为何不说是虎肉?存疑)。玄德饱食后得知真情，洒泪而去。曹操听说后，赏刘安金百两。一掬泪水，百两黄金，就是一个女人的命。三国妇德标准由此诞生：女人是圈养的鸡，俺让谁吃谁就吃!
张飞陷刘备妻小于吕布军中，深感愧对义兄，欲自刎谢之。刘备急忙拉住开导他说“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妻子如衣服，和老婆是圈养的鸡，在命题上也是一致的，吃穿自古未分家。总之三国时期的女人都不是人，不是用来穿的，就是用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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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黄鼠狼，鸡得甘做诱饵。
袁术为达到断吕布之手除掉刘备的目的，主动提出与布联姻，娶吕布女为媳，被吕布拒绝。后来吕布被围，却要亲自送女出城嫁袁术之子;关羽降曹，曹操送美女以取悦之;袁绍妻刘氏为保全其家，献媳甄氏给曹丕;孙权为结孙刘之好，欲与关羽联姻……在这些事例中，女性成为男人们政治、军事、外交角逐中的工具和武器，个人的情感意志完全被消融在男性意志中。
女性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典型例证，是王允用貂蝉施连环计。这种美人计行为毁灭了女性的意志，侮辱了女性的人格，违背了她们的心愿，是丧失人性和灭绝人道的。
孙权用其妹作钓饵，企图囚刘备以换荆州。孙权最初的打算是仅用其妹之名，没想到弄假成真。刘备、孙夫人恩恩爱爱，相当美满。然而，后来却强行断绝二人夫妇之义，把孙夫人骗回东吴。刘备继位汉中王后，为报关羽之仇，兴师伐吴。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孙权则试图送回其妹，割让荆州。尽管孙夫人是一个很有个性、有主见的女性，但最终还是为强大的势力所左右，成为东吴对付刘备一件特殊武器。
没有黄鼠狼的时候，鸡得乖乖地听主人话，否则不给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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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女性被作为政治斗争诱饵的同时，另外一些有人身自由的女性却主动地让出了自己的社会参与权，主张女性顺从男性的意志，回到闺阁之中。在董、何二宫争权时，何太后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我等皆妇人也，参与朝政，非其所宜。昔吕后因握重权，宗族千口皆被戮。今我等宜深居九重，朝廷大事，托大臣元老自行商议，今国家之幸也。愿垂听焉。”何太后此番话是欲劝董太后不要干预朝政，结果二宫反目，酿成内乱。
甘、糜二夫人与董、何二太后不同，何太后虽口头上说不干预朝政，而实际上却背弃了妇人不得干政的古训。甘、糜二夫人表里如一地恪守古训。关羽被困土山，欲纳张辽之议从曹，问二位嫂夫人，二人道：“叔叔自家裁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关羽过卧牛山，周仓欲从，关羽又问二位嫂夫人，甘夫人道：“叔叔自离许都，于路独行至此，历过多少艰难，并未尝要军马相随。前廖化欲相投，叔既却之，今却独容周仓之众耶?我辈女流浅见，叔自斟酌。”
很显然，作者是按儒家的伦理道德设计甘、糜二夫人的，她们动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我辈女流浅见”，表现得非常柔顺。甘、糜二夫人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社会参与权，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
死了公鸡，母鸡可以改嫁，但家鸡的身份不能变。
且看曹丕纳甄氏一事。曹操既破冀州，曹丕入袁氏宅，见袁熙妻甄氏貌美，欲纳之。曹操到袁氏宅，刘氏拜道：“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曹操教唤出甄氏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为妻。曹操贵为丞相，甄氏是逃遁到乌桓的袁熙之妻，可曹操并不计较。一句“真吾儿妇也”，道出了曹操对曹丕与甄氏婚姻的欢喜，既言“真吾儿妇”，则不嫌甄氏是活寡妇;既言“真吾儿妇”，则表明甄氏可配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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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婚姻，孔融颇有微词，以“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事讽刺曹操。演义的作者清楚地知道这段公案，但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鄙弃，表明作者对这个婚姻的默许和理解。
对蔡琰这样一个三寡妇，作者并无责其失贞之意。最早这样做的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把蔡琰这样一个文采斐然的女子列入了《列女传》。大史学家刘知几对此颇为愤然，他说：“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但作者把为封建伦理所不齿的三嫁妇的故事作为一段佳话写进书中，本身就表明了作者对封建节烈观的反动。
在理学的严格统治下，作者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人道主义，对寡妇改嫁寄予深深的同情、理解，甚至给予赞美，反映出作者妇女观的进步面，难能可贵。
妻子诚可卖，母亲价更高。若为黄鼠狼，两者皆可抛?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要求就是这样的苛刻，其核心是女性必须顺从男子的意志，成为男子的附庸，做一只完全意义上的家养的鸡，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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