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优秀的公务员，20岁出头就当上了首都洛阳的北部尉，相当于公安局长，后来当过县令、议郎，又投身军界，镇压过黄巾起义，立下军功。
黄巾起义被扑灭后，作为功臣曹操于中平元年(184年)底被朝廷任命为济南国相，这一年他30岁，比侯亮平当反贪局长时还年轻。 国相形同郡太守，但他们在治民理政之外还得考虑如何与所在国宗室处理好关系，工作难度比一般郡太守大
济南国归青州刺史部管辖，人口大约45万，在东汉100多个郡国中属中等的郡国。
年轻，有文凭、有背景，实践经验丰富，照这样干下去，曹操的未来应该一片光明。
年轻时的曹操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在他一再要求下，当时最善于品评人物的许劭曾给他了一个评价，说他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曹操对这个评价相当满意。
黄巾民变结束了，全国的局势变逐渐平静起来，曹操心里又开始了关于“乱世”、“治世”的思考，也许天不亡汉，只要天子经过这番震荡能振作起来，朝野上下充满正直之士，国家的根基还是稳固的。
在治世里做个能臣也是曹操的人生选项，要做能臣，就要积累实践经验，了解民情，增添阅历，使自己不断受到历练，这次到济南国任职，就是一个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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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操是带着在济南国干出一番事业的心情来的。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走马上任，详细了解了济南国的情况，曹操高涨的热情和事业心受到了很大打击。
济南国下面有东平陵、历城等10个县，前任的国相干得都不怎么样，有的疏于政务，在这里混日子，有的虽然有所作为，但在这里却站不住脚。归其原因，都是地方势力太强，这些县令和县长不仅大多数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互相串通勾结，抱成团专门跟上面作对。
在这中间，现任济南王刘康也没有发挥好的作用，他与当地官员结成了同盟，又和朝廷里的宦官们来往密切，上下下下织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不管谁当国相，肯合作的好办，不肯合作的都让你当不好，更别说施展拳脚了。
失望之后曹操没有气馁，他虽然年轻，但做事已经相当沉稳，手段也逐渐老练，再不是当初棒杀权贵的那个小伙子了。
他不哼不哈，一上任先搞调查研究，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把事情摸清楚了，谁是贪官，谁做了什么坏事，一一掌握在手。
正当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曹市长突然出手，一口气拿下了10个县官中的8个，罪名是贪污受贿，滥征税费，为地方黑恶势力当保护伞，鱼肉百姓等等。
给这些人找罪名是很容易的，都有事实，都人所共知，赖不掉也跑不了，关键是敢不敢干。曹市长连大宦官的亲叔都敢往死里打，收拾这些小鱼小虾更不在话下。
被抓被免的这些人自然不甘于吃亏等死，他们的家人赶紧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有的跑来向曹市长求情，有的去刘康那里诉苦，还有的利用各自的关系到朝廷里找人，想从上面施压。
刘康也傻了，没想到还有人真不怕死。官场其实就是这样，越在意越忌讳别人越不把你当回事，你真要耍起横来，阎王小鬼都怕你。国相虽然名义上是刘康这个济南王的属下，但按照体制国相并不归所在国的封王管，既不用汇报工作，做任何事也不需要事先请示。刘康平时耍横是因为没有遇到硬人，看到曹操油盐不进，刘康表面上也退缩了。
这样，曹市长的反贪风暴一下子就刮了起来，受到济南国百姓的欢迎，大家觉得总算等来了个不混日子敢干事的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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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污吏是下面作奸犯科者的保护伞，上面的人收拾了，下面不用再招呼，各种恶人都看不到了，一部分改邪归正，一部分跑到了周围郡国。
济南国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表面看来正义战胜了邪恶，但是问题绝不会这么简单，本朝官场上的黑暗显然不是一次廉政风暴就能解决的，实际上曹操捅了个蚂蜂窝。
表面的胜利，背后隐藏的是巨大的危机，奸恶势力之所以奸恶，缘于那是一张看不见却很可怕的网。你要了人家的脑袋，关了人家的人，砸了人家的饭碗，这些人就会跟你拼命。
告黑状的，搞恐吓的，在社会上造谣的，都冲着曹操来了，主管地方官员纠举工作的青州刺史那里，以及朝廷主管官员廉政建设的御史们手中，都收到了大量告曹操状的检举信。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或许会收手以求自保，但曹市长不管，半途而废不是他的性格，刮完反贪风暴他还有另一记重拳要打出，那就是禁淫祠。
淫，泛滥的意思;祠，指的是各种为死人活人建立的祠庙。
济南国的这些祠庙祭祀的是一个叫刘章的人，汉文帝时被封为城阳景王。作为保护刘氏皇室的功臣，逐渐演化为维护大汉统治的保护神，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刘氏皇权每当面临危机时，不希望改朝换代的人都会想起城阳景王来，给他修庙祭祀。
说起来这只是大家愿望的一种表达，也无可厚非，但这种活动越来越厉害，已经过了头，不仅城阳景国修了好多祠庙，相邻的济南国等郡国也大量涌现，各种祠庙总数多达600多座，这就是所谓的淫祠。
如果是老百姓自发地去拜一拜也倒没啥，问题是有人看到这种风潮觉得可以利用，于是各种地方势力掺合进来中，把这些祠庙操控起来，祭祀所需要花费和大量祠庙日常维护的费用都分摊给了百姓，他们还打着祈福、禳灾和为百姓祛病的旗号，大搞各类非法组织，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不仅是百姓的负担，而且已经演变成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淫祠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著名党人领袖、已故太尉陈蕃以前曾在本州的乐安国为相，他对淫祠造成的危害也有深刻认识，在任期间曾下令加以禁绝。
有了反贪风暴积累起来的民意基础和权威，曹市长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于是颁布命令，禁止再建新的祠庙，对于已建的进行评估，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将强行予以拆除，禁止官民进行不法祭祀活动。
由于深得人心，加上强力推行，这项工作的效果也不错，很快济南国内的淫祠现象就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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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两仗漂亮仗，曹操这个市长当得不仅很够格，而且展示了他“治世能臣”的风范。曹操一向意志坚决，做事情方向明确，不瞻前顾后，在实际工作中又有很强的执行力。
放在其他朝代，曹操都会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的新星。
但不幸的是当时是末世，上层政治腐烂透顶，整个官场一片黑暗，曹操刮起来的一股新风，在巨大的黑暗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反响，你可以暂时改变济南国，你却无法改变整个世界。
即使在济南国，曹操也面临着黑恶势力的反击，正当他信心百倍地要推行新的改革措施时，一些传闻也陆续到了他的耳朵里，有的说朝廷正在调查他，有的说他马上就要被撤职查办。
曹操对此原来一笑置之，但不久后他突然接到诏令，改任为东郡太守。
东郡属兖州刺史部，曹操不久前还在这里战斗过，郡太守品秩和国相一样，不存在升或降。但担任济南国相还不满1年，意味着这是一次非正常的人事调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把他排挤出了济南国。
这是谁干的史书没有交代，推测起来可能是济南王刘康，也可能是那些被曹操惩处的贪官，他们在朝中有宦官做后台，把曹操排挤走不是一件难事。
曹操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转而陷入了深深的失意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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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之余曹操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去东郡上任，而是找了个借口，要求调回洛阳。
史书对此的解释是，曹操既做不到和那些地方恶势力同流合污，又多次跟他们作对，曹操“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
如果是这样的话，曹操的确受到了某种威胁，而且来头不小，就连时任农业部部长(大司农)的父亲曹嵩也无法保护他，甚至还要受他的牵连。
在父亲的协调下，曹操被调回朝廷，担任议郎。7年前曹操曾担任了这个职务，战场上拼死立功，济南国厉精图志，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又回到了那个起点。
当然，这是曹操自己选择的，朝廷并没有降他的职，更没有处分他，他也可以去东郡上任，还当一名郡太守，但曹操已经不想那么做了。
对于改造一个世界，他已心灰意冷。对于成为一名“治世能臣”，他感到了怀疑和力不从心。
曹操的心情糟糕透了，由失意而失望，所以他也不好好上班，经常请病假。
自此，治世能臣渐渐远去，乱世“奸雄”一步步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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