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1587年)发生了一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事：几个艺人在京城东市夜宵摊子上醉酒喧哗，并妨碍城管执法，被大兴县知县打了屁股。
明朝时，大兴县管辖京城的东城区，县令是正六品。一般来说，副厅级领导依法打了艺人的屁股，小事一桩，打了也就打了。可是打狗还得看主人。艺人的主管单位是太常寺。太常寺主管朝廷的祭祀礼乐，太常卿是正三品。这不就等于小小的地方官藐视中央直属机关的权威吗?倒霉的知县因此被捉拿下狱。
偏偏这时候，万历皇帝也来搀和，派了两个锦衣卫校尉参与办案，当时叫“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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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大兴县令的是一位正六品的刑部主事。这个牛人借口“司法独立”，将锦衣卫校尉拒之门外。锦衣卫碰壁后，回头添油加醋地禀报皇上。老大生气了，传谕内阁，意欲将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并传旨到刑部问罪：什么鸟司法独立?“先年严尚书在部，亦曾著人听记，如今为何不容?从公问理，没有私弊，如何怕人听记?”
正二品的刑部尚书只好请罪。万历也退一步，案件仍由刑部负责审理，但扣除了主审官两个月的工资奖金福利，以示处分。
一位正七品的刑科都给事中却不服气，偏要与皇上较真，上疏称：校尉专管缉访，可施行于民间，不可加于部院;当年严尚书在刑部办案时，镇抚司校尉押犯人到部院，开庭时站立一旁，并非听记。意思是，皇上你懂个屁!那不过是用几个锦衣卫校尉临时客串一下法警的角色而已!给事中是言官，这话又有理有据，万历不便发作，但仍坚持要“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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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不屈不饶，言官们也如炸开了锅。多位给事中和御史一窝蜂地上疏和皇帝争辩，要求皇上重体统、尊祖制、慎使令、停伺察。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的言官暗中商量，准备搞一个大型的集体请愿，为了捍卫“司法独立”，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抗争。然而这回，万历决定不生气了，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上疏，不接;任你们怎么闹，他依旧我行我素。
在“家天下”的帝制时代，皇帝金口玉言，言出法随。但在相对开明的大明期，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究程序的，皇帝不能随便干涉刑部办案。而且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就强调“不能让锦衣卫审判案件，大小案件都要由刑部处理”。有此祖训，随后的几位皇帝碰到较真的官员，还真没办法。像“大兴知县坐挞乐舞生”这类普通案子，按理是由刑部办理的，锦衣卫不得干涉，皇帝本可乐个自在。但万历偏不信这个邪，非要将“行政干预司法”进行到底。一起典型小题大做的事，开启的却是影响深远的恶劣先例：皇帝用私人警察去干涉司法!
作为私人警察，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他们除了侍卫、仪仗外，还有监视百官搞“廉政建设”、侦缉情报维护国家安全、处理皇帝亲自交付的大案要案等职能，可以自行侦缉、逮捕人犯。但随着职权无限制的扩张，锦衣卫不仅不能维护国体皇权，反而冲击了政体的结构，损害了制度的秩序，最后危及的还是皇帝的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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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在位48年，除了少年时期曾励精图治，支持张居正变法外，大半时间都怠于临朝、醉梦行乐，而且荒诞不羁。到了后期，国家法制和政体都已紊乱不堪，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凌驾于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之上，从此无人能与之相匹。“缇骑四出”，特务横行，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感朝不保夕，以致党争不断、冤狱累累、外患不已、内乱丛生。
百官、民众和军队都与皇帝离心离德——谁愿意跟不讲规矩的人玩?随着这一次“司法独立”的终结，大明帝国这列驶向深渊的火车突然提速了，又折腾了57年之后，终于消失在历史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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