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由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在这短短的169年的时间里，中国被划分出了多个国家，而北齐则是这些国家中较为强大和主流的一个国家。虽然只有短短28年的历史，但是却产生了无数有趣的故事。最近，本报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历史专业的讲师代国玺，请他为我们谈谈北齐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作为兰陵王高长恭的祖国，北齐从建国到被北周所灭，总共只有短短的28年时间，但是在这28年的时间里，北齐却换了6任皇帝。“其实作为历史学者来说，北齐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虽然这个国家不断地在更换皇帝，但是它的军事实力却有目共睹。”代国玺告诉记者说，这与北齐皇族的鲜卑族血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鲜卑族属于游牧民族，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大多骁勇善战，所以尽管北齐的延续时间不长，但由于它军事实力很强，一直让最终吞并它的北周很头疼。”

　　而据史料记载，北齐从建立到灭亡期间，其六任皇帝都死得不大正常，不是因为暴病横死，就是被杀，而且几乎没有一任皇帝活过35岁的，“这6任皇帝，都没活到35岁。活的最长的是武成帝高湛，也不过32岁而已。这也就造成了北齐的政令经常变化，不够稳定。”代国玺表示，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南北朝并不少见，毕竟那是一个分裂战乱的年代，社会的动荡时常会引发出各种问题，宫廷政变也在所难免。

　　“北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禽兽王朝’，北齐的几任皇帝，大多属于荒淫暴虐，比如说叔嫂通奸，子奸父妻，虐杀无辜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北齐最为重要的两位皇帝：文宣帝高洋和武成帝高湛，最为残暴淫乱。”而对于这种现象，学者们大多认为，这与北齐皇族为鲜卑族有关，“因为在鲜卑族文化里，并没有汉文化中的伦理五常这些概念，因此他们做出这些事儿来并不会受到过多的约束或者道德批判。”此外，代国玺还对记者表示：“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过一种新的看法，即高氏皇族可能有一些家族遗传病史，使得他们的一些行为比较‘疯魔’。”

　　兰陵最初为鲁国次室邑?说起北齐，我们不得不说兰陵王，而说起兰陵王，我们又不得不说到他的封地，徐州兰陵郡。事实上，史料中关于兰陵的行政区划记载也较为复杂，最初，兰陵本为鲁国的次室邑，地处于如今的临沂市苍山县兰陵镇周围区域，在夏、商和西周时期一度是鄫国的领土，鲁国派军队、奴隶南下，占据兰陵建立次室邑。

　　一直到了公元前319至前312年之间，史书中才真正有了“兰陵”二字的记载，而故老相传，兰陵这一名字是由屈原所起的。而到了秦统一六国，设立郡县制之后，兰陵属东海郡，设有兰陵县(今兰陵镇)、襄贲县(今长城镇)和鄫县(今向城镇)，是东海郡县治所最密集的区域。而在南北朝时期，兰陵一度被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管辖，分属兰陵郡的兰陵县。其郡治也迁至氶地(即现在的枣庄市峄城区)，而高长恭则被封为徐州兰陵王。“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兰陵，一个是北兰陵，也就是高长恭的封地，还有一个南兰陵，在今天的常州武进，因此兰陵也曾是常州的古称之一。”代国玺表示。

　　兰陵王身世低贱?无论是在《北齐书》还是《北史》这些正史记载中，对于兰陵王的身世记载，始终有些语焉不详。一个显见的例子，是在《北史》关于文襄皇帝高澄(在高洋即位后，追封哥哥高澄为文襄帝)六子的记载：“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

　　在高澄的六个儿子中，五个人都有自己母亲的姓氏，偏偏兰陵王高长恭却“不得母氏姓”，这到底是为什么?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史书中，对于高长恭的弟弟，安德王高延宗的母亲还有另一个记载，即“陈氏，广阳王妓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认为，或许高长恭的母亲是一个身份极其低贱的人，甚至连妓女都不如，因此才没能记载于史书中。

　　对此，代国玺则有自己的看法：“这件事儿其实要分开来看，首先在中国历史上，高官贵族的家妓，其地位并不是那么低下，而且其职责也不是所谓的皮肉生意，很可能只是一名歌舞妓而已。”而在北朝，由于礼法观念较为淡漠，不排除一些身份较低的女子来历不明的情况：“比如说高纬有一个穆后，她的母亲是一个婢女，跟人私通后生下了穆氏，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穆氏是没有姓的，一直到她后来嫁给高纬，才被赐姓穆。”因此代国玺推测，高长恭的母亲身份肯定不会尊贵，但是不见得会是一个“连官妓都不如的女人”。

　　此外代国玺还告诉记者，在高长恭墓所在的河北磁县，有许多关于兰陵王的传说，而其中有些传说认为，高长恭的母亲是一名尼姑，遭高澄逼奸而生子，所以史官才不敢记载其姓氏。

　　在史学界，关于北齐高氏皇族是否为鲜卑人的争议始终存在，有学者认为，高氏父子本是河北人，因此他们属于汉人，但是也有人通过考证史料发现，不少史料中在谈到高氏父子时，往往称其为“鲜卑小儿”或讥讽对手为“汉人”，因此其鲜卑血统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如果我们抛开高氏父子是否为鲜卑人的争议不谈，只看北齐的政策，却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代国玺表示，在北齐建立之后，一直奉行的是鲜卑化政策，或鲜卑化汉人政策。而这些政策也使得北齐一度在北朝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着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曾着书表示：“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在北齐建立后，曾有过不少政治制度改革，例如推出了兵农分治的军镇制，例如打破了只有胡人才能当兵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看，促进了汉族文化与鲜卑文化的融合。”代国玺表示。

　　除此之外，北齐还推出了不少制度，而这些制度甚至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沿用：“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官印制度的变革，就是从北齐开始的，应该说北齐在官印制度的发展上起到了一个推动和过渡作用。”据代国玺介绍，在南北朝之前，中国一直是以官职印为正印，而到了隋朝，官印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正印从原来的官职印变成了官署印：“比如说在南北朝之前，你担任御史大夫，于是你的官印就是‘御史大夫之印’，赋予御史大夫权力的就是这个印;到了隋代，这样的官职印就很少了，正印主要是官署印，它把权力赋予给整个机构而不是这个机构的长官，比如说‘中书省之印’。官印制度的变化，事实上意味着政府的组织形态产生了重大变化。而隋代会有这种变化，其实是以北齐的官印制度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看出，北齐制度对其后的隋唐制度有多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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