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公车不仅是官员们的代步工具，更是其身份和排场的象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马车，到唐宋时期的官轿，再到明清时期的八抬大轿，公车的形式虽然不断变化，但其作为官员身份象征的本质始终未变。然而，正是这种象征意义，使得公车的使用和管理成为历朝历代官员腐败和奢靡风气的温床，尤其是在明清两朝，公车改革更是一波三折，难以进行到底。
明初的公车改革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百姓疾苦，因此对公车腐败深恶痛绝。为了遏制官场奢靡之风，他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公车使用规定。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景泰四年（1453年），朝廷规定在京三品以上文官可以乘坐轿子，其余官员一律骑马出行；勋戚和武官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抬轿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这些规定在明朝初期执行得相对有效，朱元璋还常微服私访，亲自察访民情，以确保规定的落实。然而，随着明朝的日渐衰落，监管力度逐渐减弱，一些官员开始贪图安逸，纷纷坐上轿子，而且轿子越坐越大，公车腐败现象再度抬头。
明中后期的公车乱象
到了明朝中后期，公车使用乱象丛生。据《明史·奸臣传》记载，奸臣严嵩的死党、总管全国盐政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常乘坐五彩舆，由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就连被誉为改革家的张居正，在回家奔丧时，也乘坐了由三十二名轿夫抬的大轿，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两名小僮侍候，随从侍卫中还有鸟铳手，一时惊扰无数官民。
清朝的公车改革与困境
清朝入关后，朝廷对公车使用也进行了严格规定。在京满族大臣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准坐轿；一品文官如果因为年老或疾病不能乘马，必须经过特许才可坐轿；汉族文官可以坐轿，但京师城区域广大，官员住宅距供职官衙路途遥远，乘轿上下班需准备两班轿夫中途替换，成本高昂。
然而，这些规定同样未能有效遏制公车腐败。康熙时期，满族官员不许乘轿的禁令就被突破，到乾隆时乘轿已成普遍现象。乾隆皇帝为此连发诏谕训斥，但效果不佳。当时的大将军福康安，作为乾隆的宠臣，长年统兵，出师督阵也坐轿，需用轿夫三十六名，轮替值役，轿行如飞。
改革难以进行到底的原因
明清两朝公车改革之所以难以进行到底，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制度缺陷：历朝历代没有明确规定官员的坐车、坐轿等交通工具的公私使用之分，一旦交通工具派发下来，就成了绝对的私人用品，助长了腐败与奢靡风气。
监管不力：随着朝代的衰落，监管力度逐渐减弱，官员们纷纷违反规定，公车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官场风气：公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身份和排场的象征。官员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纷纷追求豪华车轿，导致公车改革难以推进。
经济负担：古代官车数量庞大，成为国家严重的财政负担。庞大的官僚机构因交通工具占用了大量国家财富，使得改革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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