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群雄并起的乱世中，朱元璋与张士诚的恩怨纠葛堪称最具戏剧性的篇章。两位出身底层的枭雄，从隔江对峙到兵戎相见，其仇恨的积累远非简单的权力争夺，而是夹杂着地域歧视、战略误判与人性碰撞的复杂历史图景。

一、盐丁与乞丐：底层崛起的镜像人生

至正十二年（1352年），当朱元璋在濠州投奔郭子兴时，张士诚已在泰州率盐丁揭竿而起。两人出身同样卑微——朱元璋曾为皇觉寺游僧，张士诚则是私盐贩子，这种相似的底层经历本可成为惺惺相惜的纽带，却因地域文化差异走向对立。

张士诚占据江浙富庶之地后，迅速展现出“宽厚仁慈”的形象。他开仓放粮、减免赋税，在《明史》中留下“民附之如父母”的记载。而朱元璋治下应天府却以严刑峻法著称，其《大明律》甚至规定“偷菜者斩”。这种治理理念的冲突，在《国初群雄事略》中被概括为“吴王（张士诚）以仁得民，吴国公（朱元璋）以威慑众”。

二、长江天堑：战略误判酿成死仇

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与张士诚的平江（今苏州）形成隔江对峙。本可和平共处的局面，因张士诚的短视战略彻底打破。他先接受元朝“太尉”官职，后又暗通陈友谅，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派在《明实录》中被朱元璋斥为“反复小人”。

真正点燃朱元璋怒火的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的安丰之战。张士诚趁朱元璋救援安丰之际，突袭其老巢应天府，虽未得逞却暴露战略野心。朱元璋在《谕中原檄》中痛陈：“张士诚窃据浙右，以邻为壑，此诚天地不容之贼也。”

三、苏州围城：仇恨浇铸的铁血围城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发动平江之战，这场持续八个月的围城战成为元末最惨烈的战役。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大军将苏州围得水泄不通，朱元璋更下令“毋得妄杀，违者军法从事”，实则采用心理战术。

城破之日，朱元璋的报复达到顶峰。他将张士诚押解至应天，亲自主持廷杖之刑。《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当张士诚高呼“天日照尔不照我”时，朱元璋“命割其舌，磔于市”。这种残酷处置，远超对陈友谅、方国珍等对手的待遇。

四、文化清洗：从肉体消灭到记忆抹除

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恨意，在战后延续为文化清洗。他下令将苏州富户迁徙至凤阳，史称“洪武赶散”，彻底瓦解张士诚政权的社会基础。更甚者，他篡改《至正记》等元末史料，将张士诚塑造成“私盐贩子”“反复小人”，这种历史书写在《明太祖实录》中达到巅峰。

但民间记忆却顽强留存。苏州至今仍有“杀张士诚”的民俗传说，每逢七月三十地藏节，百姓烧“九四香”暗祭张士诚（张士诚小名九四）。这种民间记忆与官方史书的对立，恰似朱元璋仇恨的永恒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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