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坛的星空中，苏轼与张耒的师徒情谊如北斗与长庚，既照亮了“苏门四学士”的文学天空，更在贬谪黄州的逆境中淬炼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独特的创作共生。苏轼对张耒的评价，不仅是对其文学成就的精准定位，更折射出北宋文人面对政治迫害时的精神坚守与艺术超越。
一、“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文学风格的镜像投射
苏轼对张耒文学风格的评价，集中体现在“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叹之声”的论断中。这一评价既是对张耒文风的精准概括，也暗含对其创作路径的指引。
张耒年少时以《函关赋》震动文坛，其诗风初似李白，入仕后因仕途坎坷转向苦怨之音。苏轼敏锐捕捉到这种转变，在《答张文潜书》中指出：“其文清和妙丽，最足为后学法式。”这种“清和妙丽”的特质，在黄州时期达到新的高度。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张耒因党争牵连两次贬居此地，二人共同经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困顿，却催生出文学创作的质变。张耒在《夜坐》中写下“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以枯叶抗霜的意象，既是对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精神的呼应，也展现了其文风从“苦怨”向“冲淡”的蜕变。
苏轼对张耒的创作影响深远。张耒在《超然台赋》中以“登高台之岌峨兮，旷四顾而无穷”的虚笔描绘超然台，苏轼盛赞其“超逸绝尘”。这种“虚笔写实景”的创作手法，成为张耒后来在黄州创作《劳歌》《和晁应之悯农》等民生诗篇的重要技法。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理念，也在张耒《少年游》《秋蕊香》等词作中得到延续，如“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的婉约笔触，既承袭苏轼“多情却被无情恼”的细腻，又融入自身宦海沉浮的体悟。
二、“气韵雄拔，疏通秀明”：人格精神的双重映照
苏轼对张耒“气韵雄拔，疏通秀明”的评价，不仅是对其文学气质的概括，更是对其人格精神的礼赞。这种精神共鸣在黄州时期达到顶峰。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张耒随即作《寄子瞻学士》以慰：“平生肝胆向人尽，今日江湖独尔思。”这种肝胆相照的情谊，在张耒二次贬黄州时得到更深刻的体现。绍圣四年（1097年），张耒因党争被贬复州，途中作《被召还京》自勉：“平生忠义心，回作浩叹声。”其刚毅不屈的精神，与苏轼在《定风波》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形成互文。
苏轼对张耒的提携，更体现在对其政治品格的塑造上。张耒任地方官期间，深受苏轼“富国强民”思想影响，写下《粜官粟有感》《寓陈杂诗十首》等揭露贪官污吏、同情百姓疾苦的诗篇。苏轼在《晁错论》中强调“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这种忧患意识在张耒《悯刑论》《敦俗论》等政论文中得到传承。当张耒因苏轼病逝服丧遭贬时，其“努力忍穷甘寂淡，人间万事如反手”的诗句，正是对苏轼“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精神的实践。
三、“后学法式”：文学传承中的历史定位
苏轼对张耒“最足为后学法式”的评价，将其置于北宋文学传承的关键节点。作为“苏门四学士”中存世作品最多者，张耒近2600篇诗文成为研究北宋文学的重要样本。
在文学理论上，张耒继承苏轼“文以明理致用”的主张，提出“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而工者”的创作观。这种“直抒胸臆”的理念，在《宋史·列传》中被称为“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的文坛现象。其《作文论》系统阐述“气韵”“骨法”“辞章”的关系，被后世视为苏轼“随物赋形”创作论的延伸。
在文学影响上，张耒的民生诗作开创了北宋新乐府运动的新范式。《劳歌》中“乌鸢满野无遗粟，送与耕田作食粮”的诗句，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形成跨时代的呼应。这种关注现实的创作传统，经由张耒的实践，成为南宋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诗风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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