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蜀汉政权中有一位官员以九十七岁高龄跨越了整个王朝兴衰——来敏。这位出身荆楚名门的学者型官员，既是蜀汉宫廷的文化符号，也是政治博弈中的“争议人物”。他的生平轨迹，折射出蜀汉政权内部权力结构、士人品格与时代命运的深刻关联。
一、名门之后：乱世中的学术坚守
来敏（165年—261年）出身于东汉开国名将来歙一脉，父亲来艳官至司空，家族世代以经学传家。他自幼浸润于《左氏春秋》《仓颉篇》《尔雅》等典籍，尤精训诂之学，曾以校正古籍文字为志。董卓之乱爆发后，来敏随姐姐来氏、姐夫黄琬（刘璋祖母之侄）避难荆州，后辗转入蜀成为刘璋宾客，继续从事学术活动。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他“清议士人”的品格，也为其日后卷入蜀汉政治埋下伏笔。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后，对来敏的学识极为赏识，任命其为代理典学校尉，负责蜀地教育。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立刘禅为太子，来敏以“太子家令”身份成为东宫核心成员，负责教导储君。这一阶段，他凭借学术声望与东宫旧臣身份，在蜀汉政坛初步站稳脚跟。
二、仕途跌宕：口无遮拦的代价
来敏的政治命运因性格缺陷而急转直下。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驻汉中筹备北伐，破格提拔来敏为军祭酒、辅军将军。然而，这位学者型官员却因“口出狂言”触怒诸葛亮——他公开抱怨新人“夺其荣资”，甚至质疑“诸人共憎我”的合理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直言其“乱群，过于孔文举”，最终以“坐事去职”将其免官。
此次免职暴露了来敏的政治短板：他继承了汉末清议士人“贬议人物”的传统，却未适应蜀汉政权“褒奖诱进”的主流风气。与同时期以谨慎著称的许靖、向朗相比，来敏的激进言论被视为对权威的挑战。诸葛亮去世后，来敏虽短暂复出担任大长秋，但很快因“语言不节，举动违常”再度被免，此后在光禄大夫、执慎将军等职上反复沉浮。
三、执慎将军：权力游戏中的生存智慧
刘禅对来敏的反复起用，折射出蜀汉宫廷的复杂生态。作为荆楚名门之后与东宫旧臣，来敏兼具学术声望与政治资源，但其“狂悖”性格又令统治者忌惮。景耀年间（258年—263年），刘禅特设“执慎将军”一职授予来敏，表面是重用，实则通过“以官重自警”的方式约束其言行。这种安排既维护了士人阶层的体面，又避免了来敏因言获罪引发政治动荡。
来敏的生存策略堪称典型：他始终以学术本位保持独立性，既不依附权臣，也不参与党争。延熙七年（244年）魏军攻蜀时，他以围棋试探费祎的定力，这一举动既展现了士人的清高，也暗含对军事决策的间接参与。这种“进退有据”的处世哲学，使其在多次政治清洗中得以全身而退。
四、九十七载人生：历史镜鉴与文化遗存
来敏的长寿本身即是一种历史现象。他历经东汉末年、蜀汉建国、诸葛亮时代、蒋琬费祎执政直至蜀汉灭亡，其人生跨度超越了绝大多数同时代人。这种“活化石”般的存在，使他成为研究蜀汉政权演变的重要观察点。
作为学者，来敏著有《本蜀论》——这部巴蜀最早的地方志虽已亡佚，但据《西华大学学报》考证，其对古蜀传说的记述为后世研究提供了珍贵线索。此外，他校正古籍的学术活动，对蜀地文化传承产生深远影响。而其子来忠继承父业，成为姜维北伐的参军，延续了家族的士人传统。
五、历史回响：士人品格与权力结构的碰撞
来敏的悲剧本质上是士人品格与皇权专制的冲突。他坚守的“清议”传统，在蜀汉政权“稳定压倒一切”的需求面前显得不合时宜。诸葛亮对其“乱群”的批判，实则是将学术辩论政治化的体现；而刘禅的“执慎将军”之设，则暴露了皇权对士人精神的压制。
然而，来敏的存在也揭示了蜀汉政权的另一面：尽管统治者多次打压“贬议士风”，但来敏等宿儒仍能凭借学术声望与东宫背景反复起用，说明蜀汉在集权的同时仍保留了对士人阶层的某种包容。这种矛盾性，恰是蜀汉作为“正统继承者”与“地方政权”双重身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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