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前将蜀汉政权托付给诸葛亮，留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这一托孤之举既是对诸葛亮能力的绝对信任，也为后世留下“诸葛亮是否应还政刘禅”的争议。从历史背景、权力结构与政治目标三重维度分析，诸葛亮不还政的决策实为维系蜀汉存续的必然选择。
一、刘禅的执政能力与政治环境：幼主难当大任
刘禅继位时年仅17岁，虽已成年，但缺乏治国经验与政治威望。其幼年经历动荡：建安十三年（208年）长坂坡之战中险被曹军俘虏，建安十七年（212年）又被孙夫人企图带往东吴，两次危机均依赖赵云、张飞等将领化解。这种成长环境导致刘禅性格中存在软弱倾向，后期宠信宦官黄皓、不战而降魏国的行为，印证了其缺乏独立执政的魄力。
蜀汉内部权力结构更复杂：刘备带来的荆州集团、刘焉遗留的东州集团与益州本土势力长期博弈。诸葛亮若贸然还政，刘禅难以平衡三方矛盾，可能引发内乱。例如，李严作为托孤大臣之一，曾试图与诸葛亮分庭抗礼，最终因“运粮不继”被贬为平民，暴露出权力交接的脆弱性。
二、诸葛亮的政治目标：兴复汉室的战略需求
诸葛亮的核心目标始终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一目标需通过北伐曹魏实现，而北伐需绝对集中的军政大权。刘备去世后，蜀汉仅据益州一隅，人口不足百万，军队不过十万，与曹魏“带甲百万”的实力差距悬殊。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直言：“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为弥补实力差距，他必须亲自统筹资源调配、战略规划与外交联盟。
例如，诸葛亮通过“七擒孟获”稳定南中，获得“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战略资源；与东吴重修盟约，形成掎角之势；推行屯田制，解决北伐粮草问题。这些举措均需跨越部门壁垒的绝对权力支持，若分权于刘禅，可能因决策效率低下导致战略失败。
三、权力制衡的实践：以分权避免权臣垄断
诸葛亮虽未还政，但通过制度设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他废除丞相制，改设尚书令、大将军、大司马三职，形成行政、军事、监察相互制衡的体系。例如，蒋琬任大司马主管行政兼军事，费祎任大将军主管军事兼行政，两人权力交叉且各有侧重，有效防止权臣专权。
这种设计既弥补了刘禅的执政短板，又为蜀汉培养了后续人才。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均通过这一体系历练成长，形成“蜀汉四相”的治国团队。诸葛亮甚至在《自表后主》中公开个人财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以清廉形象树立政治标杆，减少权力交接的阻力。
四、历史评价的辩证：忠臣与权臣的双重镜像
后世对诸葛亮的评价存在争议：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同时强调“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直接否定“权臣”说，认为诸葛亮“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从结果看，诸葛亮执政期间蜀汉“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百姓“吏不容奸，人怀自厉”，甚至在其死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民心向背证明，诸葛亮的不还政并非为私利，而是为维系政权存续。刘禅后期虽宠信黄皓，但始终未出现大规模叛乱，亦侧面反映诸葛亮奠定的政治基础之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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