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仁学派

　　吴与弼为明朝著名学者、理学家、教育家、诗人明同时也是崇仁学派的创始人，在明代学术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吴与弼最开始不叫吴与弼，叫吴梦祥、吴长弼，字子傅，号康斋，生于公元1391年，去世于公元1469年。吴家是官宦世家，先祖在唐朝之时就已经是朝议大夫。吴家后辈此后在各朝都有官位，亦或是在学术方面有所造诣，学识出众。到了吴与弼父亲吴溥的时候，官至国子监司业，同时还有《古崖集》存世。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成长和教育可以提供很好的环境，使他能够长大成才。吴与弼又不傻，相反还很聪慧，加之受到很好的教育，成就自然不可能低。

　　吴与弼六岁的时候正式入学，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对句了，八九岁乡学读书，已经是崭露头角，傲立群雄了。吴与弼读书很杂，文学、天文、律历、医卜均有所学。

　　十六岁吴与弼学习赋诗，十八岁的时候开始系统的学习科举之业。十九岁前往北京，侍奉当时已经为国子监司业的父亲。由此得以拜三杨之一的杨溥为师。

　　吴与弼偶然间在父亲任所，发现了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开始对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有一段时间，完全抛弃科举文字，学习圣人之学，想要有所得。后来更是独居小楼，谢绝与人交往，专心攻读《四书》、《五经》和洛学、闽学等。

　　这个时候的吴与弼，已经彻底的绝了入仕为官的心思。理学完全的吸引了他的全副心神，他不仅自己专研，同时还有了讲授理学，传播程朱思想。

　　永乐九年，父母给吴与弼定下一门亲事。吴与弼奉命回乡成亲，一切行动都遵守儒家的礼仪规范。

　　吴与弼不慕名利，追求的是思想上的满足和成功。粗茶淡饭，布衣草鞋吴与弼都毫不在意。据说当时他上京探望父亲，穿的就是布衣旧鞋。人到中年，家道中落之后，他自己下田耕种，自食其力。

　　吴与弼学识出众，行动符合一切礼仪，品德高尚，因此四方前往求学的人络绎不绝。面对这些前来求学的人，吴与弼没有丝毫不耐烦，对他们敦敦教诲。尽管自己日子过的都十分艰难，但是却经常招待学生食宿，因此远近闻名，受到学生的爱戴。吴与弼的学生胡九韶说：“惟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别的人则不免意志颓唐而懒怠下去”。

　　吴与弼一生不愿入仕，并不是他本人没有那个才能，而是他自己对仕途毫无兴趣。在他一生中，曾经多次受到举荐，希望他能入朝为官。但是都遭到吴与弼的拒绝，一生居不出仕。

　　天顺元年，当时已经是大学士的石亨和李贤向皇帝举荐吴与弼，给予左春坊左谕德，然而吴与弼却委婉拒绝。后来明英宗亲自下诏相见，他以“浅陋之学，衰病之躯，有负期待之重，岂敢窃禄为官”之由仍然拒绝。

　　皇帝硬要他出仕，他也多次上书辞职。最后还是让自己的儿子说自己病重吗，才得到皇帝的准允。

　　回到家乡的吴与弼，再次将自己的全副心神放到理学之中，著书立说，讲学授课，开创崇仁学派，最终在儒家占有重要地位。成化五年，吴与弼病故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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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与弼(1391~1469年)初名梦祥、长弼，字子傅(一作子传)，号康斋，明崇仁县莲塘小陂(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东来乡)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代学者、诗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在清代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一书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吴与弼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吴与弼的理学，“上无所传”，自学自得，身体力行，他的理学思想，概括起来有四：即天道观、性善观、践行观、苦乐观。

　　天道观

　　“理”，北宋以来理学家所阐明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程朱如此，吴与弼亦如此，他们虽无师承关系，但吴与弼身体力验，潜心研究，在道德修养和认识方法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万变之纷纭，而应之各有定理”。就是说，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它们自身的规律。他的学生魏庄渠云：“天地万物，血脉相贯”。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穷通、得丧、死生、忧乐，一听于天”。他所指的“天理”，即是自然法则，这不能说不是唯物的。同时，他把“举天地之道”，当以“圣人”、“君子”的准则。曾谓：“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人”。在这里，吴与弼把“天理”，作为一个人道德修养和认识事物的最高标准。主张“天人一理”、“人之所以为人”，是“以其有此理也”。但是，他又认为此“理”，不是所有人的都能领悟的，只有像圣贤那样的人，才能“穷通其道”，这就是“圣人体天”观。一个人出处进退，“惟学圣贤为无弊”，“苟一毫不尽其道，即是自绝于天”。人生处世，“须以天地之量为量，圣人之德为德，方得恰好”。按吴与弼的说法，“圣人”不是高不可攀的神人，而是可以通过学习，修养而达到的。可见，吴与弼对“理”的见解，是符合当时认识规律的。

　　吴与弼还有一种认识是值得重视的，就是“气”，乃之天也。提出“天之元气”观。他说：“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气伤元气”。弟子魏庄渠也认为“天地太和，元气我”。但是，吴与弼把天地元气，归结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就成为形而上学的唯心观了。“气”，本身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东西。

　　性善观

　　“人性之本善”是吴与弼继承、发展思、孟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觉得“人欲”，有“善恶”、“好坏”之分，但可以“化也”。所谓“化”，就是“使教莹净”，即要教育，要修养，要严以“责己”，使之“心地纯然”。他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也”。“凡百皆当责己”，“一毫利心不可萌”。见到他人善、恶的行为，要以其为鉴，反省自己，收敛身心，使自身能够成为“明德”的“新民”。他指出：“明德、新民，虽无二致，然已德未明，邃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岂能有新民之效乎?徒尔劳攘，成私意也”。所谓“新民”，就是有“君子之所养，要令暴慢邪僻之气不设身体”;这样，“收敛为至要”，“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纵使“彼以悭吝狡伪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体待之”。当然，他提出的自我道德修养，仍是以“圣德之言”为准绳的。他说：“吾知圣贤之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说明要达到“新民”，必须学习“圣人”，加强自我修养，除去各种欲念，用吴与弼的话来解释就是：“身垢易除，心垢难克。夫心甘情愿虚灵之府，神明之舍，妙古今而贯穹攘，主宰一身，而根据抵万事，本自莹澈照融，何垢之有?然气禀物而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欲，为垢无穷，不假浣之之协，则神妙不测之体，几何而不化于物哉!”他说的“心垢”，就是身外之物及各种私欲。只有“化”去“心垢”，才能到达“性善”的境界。从这里，我们隐约地可以看到明代早期的理学逐渐向着明代中期王阳明弘扬的心学过渡。这可以说是吴与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奉献。

　　践行观

　　古之儒者，崇尚躬行实践。吴与弼完全继承了儒家这一优良传统。他用“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规范自己的生活，把封建伦常的“理、”，贯穿到自己日常生活中去。以“理”作为衡量一切、分析一切、判决一切、处理一切，分清是与非、正与反、善与恶、得与失，乃至于忧和乐，生与死的标准，使自己成为理想中的“圣人”、“贤者”。要实现这一目的，“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世，涵泳乎圣贤之言，体察乎圣贤之行”。一个人要达到这一步，在吴与弼看来，就需要“慎独”其心，“居敬”、“穷理”。他说：“人须整理心下”，“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如此隳，可不惧哉!”所谓“居敬”，就是“言自处以敬”;所谓“穷理”，就是“穷究事物的道理。《周易·说卦》云：“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如何“居蔽”、“穷理”呢?吴与弼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他指的“涵养”，即“含容”，修养，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随遇而安之理”，“事往往急便坏了。”吴与弼还把涵养，比作一大关口，说：“凡怨天忧人，皆是此关不透耳”。并指出：“涵养本源功夫，日用间大得”他指的“省察”，就是用封建伦理的“仁义礼智”四端，来体察自己的言行。“约束身心，此为敬也”。指出：“处大事者，须深沈详察”，“所得为者，言忠信，行笃敬”。“日用嘉言圣贤圣嘉言善行沃润之”，强调：“动时工夫尤不易”。黄宗羲在评论吴与弼云：“先生上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道”。吴与弼晚年赋诗感慨云：“荆棘场中二十年，中间回首实堪怜。欲从何处求心性，日用由来总是天。”

　　由此可知，吴与弼把“天理”、“居敬”、“践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规范，表现出三者一体化的特征，这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深悟、静虚、动直”，又是吴与弼一个反思式的认识方法。

　　苦乐观

　　吴与弼十九岁时，即弃去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业，谢绝交往世俗，潜心于程朱理学，学有所成，“省郡交荐不就”。“寄身于从容无竞之境，游心于恬澹不挠之乡，日以圣贤嘉言善行沃润之”。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蔽履，饭粝蔬豆，一生过着清贫生活。晚年，家境窘困，负债累累，贫病交攻，终不失志。明英宗为收人望，三召吴与弼，都称病笃而不出。完成继承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传统遗风。他专攻理学，达到了“物我两忘，惟知有理”的境界。他说：“贫而乐，未易及也”。又说“圣贤之心如此水，或顺或逆，处以理耳，岂以自外至者，为忧乐哉!”吴与弼“力除闲气，固守清贫”。有一夜大雨倾盆而下，“屋漏无干处”，他泰然自怡，隆冬天气，他“彻夜甚寒，腹痛，以夏布帐加覆，略无厌贫之意”。

　　在“旧催未还，新债又重”，生计至难的情况下，他仍能“素位而行，不必计较”，说：“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极，不敢不勉，贫贱能乐，则富贵不淫矣。贫贱富贵，乐而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几人臻斯境也”。吴与弼把“富贵不淫，贫贱而乐”当作鉴别“豪雄”的标尺，可见他面对“至难至危”的困境，表现出多少顽强的精神啊!

　　天顺年间，吴与弼七十岁了，“贫病交攻，未免心中不宁”，但他“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并“誓虽寒饥死，不敢易初心也”。他乐观的吟诵道：“澹为秋水贫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充分表现了吴与弼“穷理”的决心和矢志不渝的坚强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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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小陂(今东来乡)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清代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案》一书中，把《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又把吴与弼列为《崇仁学案》的第一人，显示了吴与弼在明代学术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吴与弼的先祖吴兢为唐朝汴州人，唐睿宗时为朝廷议大夫。曾祖吴审，“博学、诗藻清丽”。祖父吴泾，迁居崇仁。父亲吴溥，官到国子监司业，著有《古崖集》。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对吴与弼的教育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吴与弼六岁入学，七岁学对句，十六岁学诗赋，十八岁习以科举之业。业永乐已丑年，他年方十九，亲临京师金陵，从学洗巴杨文定门下，一次偶读朱熹撰著的《伊落渊源录》，令其神往，慨然有志于道，说：“程泊淳见猎心喜，乃知圣贤犹夫人也，孰云不可学而至哉!”于是，废弃科举学来，谢绝纪俗交往，独处小楼，玩味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身心，不下楼者两年。可见，他醉心于程朱学说，沉潜义理之中，这是对他理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吴与弼治学严谨，刻苦专攻，身体力验，注重践行，大增进益。辛卯年，吴与弼年二十一，父命其还乡授室，从此，躬耕食力，居乡讲学。

　　吴与弼归里躬耕食力，弟子众多，著名者有娄谅、胡居仁、陈石斋、杨杰、周文、魏校、陈献章等。胡居仁，字叔心，饶州府余干(今江西省余干县)人。少时拜吴与弼为师。决放弃科举，筑房舍于梅溪山中，除侍亲和讲学外，不问世率。后为扩展见闻，四方访问学者，与同乡娄谅、罗一峰、张东白论学于弋阳的龟峰和饶之余干的应天寺。曾主持白魔书院，又讲学于贵溪涧源书院和淮王府。娄谅，字克贞，号一斋，广信府上饶(今江西省上饶县)人。鄙夷科举，为寻求身心学问，前往临川拜吴与弼为师。坚守师说，并有所发展，其弟子王守仁。黄宗羲认为姚江学派实以娄谅为发端。其子娄子忱受家学颇有成绩，弟子多至僧舍不能容，竟有架木为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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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仁学派是明朝吴与弼所创立的学派。吴与弼，抚州崇仁(今江西省崇仁县)人，故称其所创学派为崇仁学派。该学派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理产生气，气产生万物;坚持万事“万殊而一体”。该学派门人众多，主要有娄谅、胡居仁、陈献章等。崇仁学派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

　　崇仁学派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理”产生“气”，“气”产生万物，说：“有理而后有气”，“天地间无处不是气”，“太极者理也，阴阳者气也，动静者理气之妙运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崇仁学案》)“有气则有象有数”，即由“气”形成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物。主张儒者须“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认为：静时，“心”中也不是真空的，常有个“操持”、“持守”，即“敬”。有了“操持”，即有了“敬”，使中心有了主宰，防止堕入空元和昏聩。“敬”是存养“义”的途径，“所谓涵养须用敬”。动时，“心”要发挥“思索省察”的作用，防止物欲泛滥，“逐物徇私”。并指出：认为“静”中不可有个“操”字，有“操”字就不是“静”，只有摒弃一切思想、念头才是“静”，其实这样便陷入“老佛”的说教。

　　此派还主张：认识事物，必须坚持从个别到一般的途径。认为：宇宙是“一本而万殊”，无论世界如何千姿百态，气象万千，归终是一个根本，即“万殊而一本”。学者要致知格物，“须从‘万殊’上一一穷究，然后会于‘一本’。若不从‘万殊’上体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异端者”。

　　崇仁学派的著作有吴与弼《康斋文集》、《日录》，胡居仁《居业录》，魏校《体仁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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