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比利斯事件

　　第比利斯事件是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与公开性的背景下发生的，与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同时，由于格鲁吉亚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群体性事件，从而使矛盾激化，最后不得不动用武力解决。第比利斯事件对苏联解体有很大的影响，使苏联当局动用武力维护统治成为不可能。

　　80年代中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行，长期被掩盖的民族问题也浮出了水面，从80年代末开始愈演愈烈，要求本民族权利的民族主义迅速发展成民族独立运动，并直接导致了苏联联盟国家的解体。在这一进程中，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

　　格鲁吉亚族是前苏联所有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最完整的一个民族。这个外高加索民族有着热爱自由的传统，富于反抗精神，它“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在苏联成立时，它曾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苏联的民族一体化政策。

　　80年代中期，在戈尔巴乔夫民主改革的气氛下，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展迅速，从1987年末开始成立各种团体和组织，如“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圣伊利亚真理会”、“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等，以及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并认为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提出了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口号，其领导人物有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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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端

　　1988年11月，第比利斯的局势趋于紧张，反对派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几千人的集会，要求独立。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问题，正如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所说：“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

　　据雷日科夫说，格鲁吉亚局势后来的恶化与谢瓦尔德纳泽有关。在谢瓦尔德纳泽被戈尔巴乔夫调到中央后，帕季阿什维里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在他领导的格鲁吉亚反腐败斗争中，牵涉到一些曾与谢瓦尔德纳泽共事的高官，如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总检察长和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等，他们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和重用的干部。

　　这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曾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会晤，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

　　导火索

　　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爆发，其导火线是“阿布哈兹问题”。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后，一些格鲁吉亚人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3月18日，有阿布哈兹州委成员参加的群众集会通过决议，要求把阿布哈兹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第一书记在决议上签了字。格鲁吉亚人对阿布哈兹人的愿望极其不满，从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

　　但后来运动的矛头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的分离主义，转向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提出了“格鲁吉亚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等口号，且规模愈来愈大，几千人在政府大楼前静坐甚至绝食抗议。面对群众性集会，格鲁吉亚领导人显然没有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里向集会者发表讲话，但无人理睬，反对派领导人要求格鲁吉亚独立，要求与中央直接对话。

　　应对措施

　　在这种背景下，格鲁吉亚领导人倾向于用强力手段驱散集会者。

　　1989年4月7日，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电苏共中央，请求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1)立即追究那些打着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党旗号的极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责任(对此有法律依据);2)借助于内务部和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补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实行特殊制度(宵禁);3)依靠党、苏维埃、业务部门积极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组织和行政措施以稳定局势;4)制止以联盟和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手段发表使形势复杂化的报道。第1、2、4条请求批准。”当天召开的苏共中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主持(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伦敦访问)。

　　会议没有作记录，建议“必要时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并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但据雷日科夫说，会议决定必须给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内务部、国防部的军队维护法律秩序，但要求谨慎使用兵力。随后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被调往第比利斯。据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在1989年4月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立即口头命令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赶赴第比利斯市，按照当时形势自己决定如何行动。

　　就在那一天(1989年4月7日16点50分)，总司令部首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命令，派伞兵陆战队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并在进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组织稽查，同时命令第比利斯驻防军三支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按照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什洛夫的命令，还从各地区调来内勤部队小分队和特种警察分队，总人数2000余人。”当天晚上，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抵达第比利斯后，会见了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季阿什维里和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在这次会见中，格鲁吉亚党领导人又一次坚决请求实行宵禁，但没有得到两位将军的同意，理由是部队数量不足。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于当天晚上11时从国外回到莫斯科，了解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并建议派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前往格鲁吉亚。次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讨论格鲁吉亚形势的第二次会议，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切布里科夫主持。和前一天晚上一样，会议内容没作记录，且所通过的决议没有用文件形式记录下来。会议期间收到了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

　　在这份报告里，帕季阿什维里说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如“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在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举行了一次3000—5000人的格鲁吉亚人集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划分出来;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集会者宣布绝食。

　　但他又指出，总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仍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在第比利斯111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的工人战斗队，参加者共4685人。他们与内务部及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的措施，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不需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有鉴于此，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前往第比利斯。

　　8日傍晚，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发布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军事服务人员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唯一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次日，“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8000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于是苏联内务部队发布了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部队的任务是：“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命令同时规定，禁止对妇女、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和使用水龙头喷射。

　　悲剧事件发生在9日凌晨。据帕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部队“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送入医院)”。但同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却说：“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 [1] 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不过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当时使用的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在这一事件中共有251人就医，183人住院，其中有189名是军人;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

　　事件后果

　　从第比利斯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这种群众集会，肯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自然不会有好效果。这一事件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党政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说，自己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却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1989年4月12日，格鲁吉亚的广播和电视发表了戈尔巴乔夫的《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除了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表示相信格鲁吉亚人民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1989年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全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问题并造成伤亡，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对此，苏联领导人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该事件时曾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解冲突，应该对此负责，而且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没有决定使用武力，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同意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的。雷日科夫认为，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

　　该事件还使国家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当代表们指责军队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勇气站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第比利斯非法集会的组织者也没有受到处罚。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策图里扬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第比利斯事件后，有一封由60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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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之后，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惩处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面对这种压力，戈尔巴乔夫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同年5月11日，他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这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从而使其更加肆无忌惮了。此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势力进一步发展，于同年6月建立了人民阵线。11月17—19日，格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宣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若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鲁吉亚的利益，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格境内的效力。

　　1990年10月，格鲁吉亚共产党在格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受挫，反对党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其领导人加姆萨胡尔季阿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新议会删去了宪法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有关条款，取消了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规定格鲁吉亚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将国旗改为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红三色旗。同年12月8日，格共28大宣布脱离苏共。1991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宣布“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因此，早在苏联解体前，格鲁吉亚就已经脱离了联盟中央，事实上独立了。

　　事件反思

　　从第比利斯事件的发生来看，苏联的民族问题根深蒂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努力寻求各民族利益的平衡，建立适当的协调机制是十分重要的，一味纵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或者只靠人们的理智来处理问题，显然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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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斯拉夫三国同盟(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快速的实体化后，俄罗斯政治集团开始进行内部改组，随着叶利钦发起的三国同盟集团后，苏维埃中央的权利几乎被架空。

　　斯拉夫集团，高加索三国集团，中亚五斯坦集团，波罗地三国集团快速的收拢地方权利，叶利钦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巨大的权利流失让苏维埃中央被迫的进行进一步加速改革。戈尔巴乔夫准备做最后的改革准备——西方式的民主改革，来做最后的赌注。

　　此时的局面失控不仅仅出现在苏维埃中央，随着地方权利的增加，地方性政治集团的意义已经没有了，各个利益集团内斗和内耗开始出现，在这个时候第一个瓦解崩溃的是斯拉夫三国集团，形成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集团。

　　这就是典型的一生三……三生万物。一个政治集团演化成了更加强大的三个政治集团后，整个苏联已经出现了7个政治集团，分别是，戈尔巴乔夫集团、俄罗斯集团、乌克兰集团、白俄罗斯集团、波罗地三国集团、高加索三国集团、中亚五国集团。此时，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强大的那个即将出现在苏联的大地上。

　　虽说这六个主要政治集团的力量已经非常的强大，但是他们依然有无法突破的政治瓶颈，这个政治瓶颈就是……苏联红军的彻底控制权。虽然他们已经掌握了舆论，地方政府，地方苏共，驻军供给，人大代表团等，但是军权是最后的一道屏障。

　　这个时候对无论是总舵主戈尔巴乔夫集团还是六个地方性的政治集团，对军队的控制权抢夺都变得非常的迫切，这直接关系到了集团内部的未来。于是，俄罗斯集团的叶利钦，和乌克兰集团的克拉秋夫决定对一个地方下手，整个过程堪称现代连环计的典型案例。

　　叶利钦和克拉丘夫开始假意矛盾，两个政治集团的内耗和内斗甚至争吵到了苏联中央，由当时担任内务部部长的普戈来进行调节。双方的矛盾，机智的政客都能看出，但是他们准备动手的是自己的队友——高加索集团，于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开始争夺高加索的控制权。

　　直接导致了高加索集团的分裂，形成了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三国。于是几个来回下来，高加索三国成了风中的孤儿，而苏共中央看着这场政治斗争却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最终，阿塞拜疆倒入了俄罗斯集团旗下，亚美尼亚中立，格鲁吉亚成了一个孤儿。格鲁吉亚成了整个苏联最危险的地方……苏共中央坐着看，俄罗斯集团突然抛弃格鲁吉亚，乌克兰突然抛弃格鲁吉亚，整个西方国家的所有渗透终于找到了实体突破点。于是格鲁吉亚的社会舆论环境极其的糟糕，糟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格鲁吉亚的被孤立，导致格鲁吉亚人民的愤怒越加的愤怒起来。因为整个苏联的所有人似乎都不关心这个风中的孤儿，在西方国家的巨大渗透之下，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集团的暗示下，民主的运动即将开始。

　　这个时候，俄罗斯和乌克兰打着自己的算盘。如果民主的运动爆发在了苏联的土地上，那么戈尔巴乔夫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戈尔巴乔夫无能软弱……那么就可以扩大运动，如果戈尔巴乔夫使用武力压制运动，那么出场的一定会是苏联红军，那么……苏联最重要的一环，苏军的威望的名声的跌落就在此一战。毕竟六个政治集团都控制着社会舆论，所以攻击苏联红军的所有工作都已准备就绪。

　　而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这是重建苏联中央威望的时刻。如果，格鲁吉亚即将爆发的事件失控了，那么苏联红军的出场一定会让所有敢对抗苏共中央的人知道……锅一定是铁做的。如果事态没有扩散，那么改革就一定还有时间。而戈尔巴乔夫把社会舆论的控制基本指望在舆论龙头力量——西方国家媒体上来，加上苏共控制的诸如真理报等媒体来控制舆论。

　　于是，所有人都在迫切的等待格鲁吉亚的作死，最终格鲁吉亚作死了……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这个小城里，爆发了数千人的示威活动，要求苏联加快民主化改革。

　　并且刚开始的时候，这场运动是可控的，至少格鲁吉亚的反对势力和格鲁吉亚地方政府两方都不希望事态被扩大，而这场活动，有点类似最近十来年的乌克兰运动，很多时候突然就失控了……至于为什么，知道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都是在卖萌。于是失控的格鲁吉亚人，开始攻击第比利斯地方政府。疯狂的人群让整个事态彻底失去控制。

　　戈尔巴乔夫觉得机会终于到了，于是立即致电时任国防部部长亚佐夫将军，亚佐夫立即指示苏联红军伞兵部队立即前往控制事态，并且立即指示了第比利斯的三个苏联红军部队立即进入战备状态。

　　于是苏联红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上了大坑之路。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指示内务部立即处理这件事情，时任苏联内务部部长的普戈让负责紧急事态的副部长立即调动了内部部特勤部队，于是苏联内务部出动了警察部队和特种部队立即前往第比利斯。

　　而这个过程的悲剧和后来爆发819事件的核心就在这次事件上，戈尔巴乔夫的口头命令的国防部和内务部。于是普戈和亚佐夫两人也是口头命令的下属部队处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也害怕被政敌攻击，所以……没有签署文件。

　　而亚佐夫和普戈两人也根本没想到这个特码就是个天坑。只知道这是莫斯科的最高命令。而整个过程里，唯一进行了合法文件签署的是倒霉催的格鲁吉亚部长会议的决议……。

　　于是，由苏联伞兵，内部部特勤部队，秘密警察特种部队组成的压制力量前往了第比利斯。苏联红军和内务部队到场后，迅速的清场开始……激动的格鲁吉亚人和警察们发生了激烈的矛盾。

　　最终导致双方出现剧烈的对抗，苏联内务部队使用瓦斯催泪弹，盾牌等武器攻击了市民。而在疯狂的市民也打死打伤了内务部队的人。整个事件，到现在公布的数据是，所有受伤就诊的人接近四千人，受伤住院的人接近五百人，而这里面有接近200人的苏联伞兵部队和内务部队的人。

　　整个过程里，苏军被不知何方神圣的群体，打死19名军人(其中有3个死在医院，也有资料是说有5个死在了医院)。于是，无论是俄罗斯集团的叶利钦也好，还是乌克兰的克拉丘夫也罢，都激动的不行。有野史说，当时的叶利钦激动的说;我们已经赢得了胜利，胜利就在眼前。

　　4：舆论的失控

　　这次事件被得到了控制，但是社会舆论彻底的失控了。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事件结束后整个西方国家都开始疯狂的攻击苏联红军，攻击苏联残酷血腥没有人性的压制了追求自由的人民。

　　并且所有西方主流媒体都暗示全世界的人……造成的伤亡暂时未知，但可能是世界史近代最疯狂的打压人民的事件。而此时的美国媒体，更有甚者说可能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伤，并且报纸头条写的就是——屠杀人民。

　　这个时候苏联内部的活动终于开始了，安德罗波夫(前任苏联领导人)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舆论失控会这么恐怖。

　　于是……整个苏联的媒体都开始疯狂的攻击苏联，质问事情的经过。并且戈尔巴乔夫连反抗和命令的余地都没有……是谁说的让自由良心的人来监督权力的?苏联中央再不要脸，不至于刚刚说了的话翻脸就不认账吧?

　　而出现的报道，极其的感性，几乎不专注第比利斯事件的本质。整个国家的文人都在各类媒体上质问苏共，文章标题很有公知范儿，大抵皆为《这个国家怎么了?》《是什么让他们对我们的人民举起了屠刀》《今夜我们都是格鲁吉亚人》《第比利斯事件的爆发，一定是体制问题》等等……看第比利斯事件后苏联文人的作品，有一种跑到了天X杂谈论坛的感觉，又或者怀疑是养猪网的编辑穿越到了苏维埃。

　　于是苏联人民被震惊的无以复加，无论从什么角度去幻想，伟大的苏联红军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屠杀?苏联人的三观都被撕裂了，而所有文人都集体性的使用了暗示笔法来描述事件，整个描述都是极其感性的。

　　并且当时的苏联已经进行了媒体开放，苏联人迫切的需要知道事件的真相……而很多知识分子已经疯了，因为他们在境外媒体上得知的消息是——屠杀，死伤不知多少。

　　这让整个苏联的所有人都寒了心，而戈尔巴乔夫突然就懵逼了，舆论失控了。舆论倒逼中央一定要给这些事情一个解释。人民一定要知道真相!

　　然而，事实是……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文人集团可以利用监督权直接从控制舆论直接转化成了一个最强大的政治集团来反对苏维埃的合法性，直接控制国家。

　　于是，苏联中央被逼到了墙角。最终……被迫同意了苏共各地的联名提案，组成了——人民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第比利斯事件。

　　人民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一个教授，他的名字也许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他叫——索布恰克。一个典型的文人，在第比利斯事件前，他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者而已。调查委员会的十个主要成员，全部是文人，他们都来自三个城市——圣彼得堡、莫斯科、列宁格勒。后来被称为这个时期的三城同盟集团，一个由文人组成的集团。

　　他们的力量会让整个苏联颤抖!苏联的司马懿——索布恰克，真正的王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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