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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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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历史的误读:康有为公车上书只是动议没有实施

  北京宣南地区还完整保存着我们古老首都的最后一片胡同,其中就有一座"松筠庵"。这座小四合院外表毫不起眼,和许多北京城区的小院一样"私搭乱建"现象严重,被塞进了许多住户。由于松筠庵在中国历史上名声显赫,所以好奇者从未间断脚步。院子的居民时常需要客串一下导游,乐在其中

  松筠庵原名谏草堂,在明朝是杨继盛的书房。杨在此奋笔疾书写成了弹劾严嵩的奏疏。现在房内东墙上还留着两块清朝道光年间的石刻,内容就是杨继盛弹劾严嵩时列出的"十大罪状"。在清代松筠庵几次修缮扩建,游廊环抱,假山嶙峋,成了文人雅士们游吟唱和、流连玩赏的好地方。光绪年间,著名画家张士保客居京城,就以之为基地,和秦炳文等几位画家联手组织了松筠画社,名噪一时。但是真正让它名扬四海的却是之后的住客:康有为

  1894年底1895年初,北京大考。各地举子云集。在松筠庵蛰伏多年的康有为也参加了考试。考试尚未结束,大清帝国在轰轰烈烈的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该役,中国颜面尽失,在东亚营造千年的朝贡体系面临最后的大崩盘。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条约之苛刻使得北京群情激奋。

  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载,他在北京义愤填膺,发起了上书活动。"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公历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至四月初八日(公历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己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初六七连日大集..至初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孙毓汉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

  按照康有为自己的说法,1895年春,考完会试、等待发榜的举子们听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63 二万万两的消息,群情激奋。康有为和梁启超鼓动举子们在松筠庵集会,商议上书拒绝和议。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康有为将自己有关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也一并写入。4月22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都察院以皇上已经在条约上盖玉玺为理由,拒绝代呈。同时官府对各省举人施加了压力,无所不用其极,造成多数举人退却。上书一事未成。

  在深入调查这件为后世深、知名度极高的历史事件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两位主角:康有为、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初年学习传统儒学。他的科举道路不太通畅,但受广东近代风气影响,吸收了若干西方近代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鼓吹政治改革,名声大噪。1882年,康有为第一次来到北京,是为功名而来的。他在城南写下了"上书惊天阙,闭户隐城南","往来居城南,高斋绕槐竹"等,希望功成名就。1888年10月,中法战争中国不战自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石沉大海后,康有为走上了与传统儒学为敌的道路,编撰、刊印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宣称后世文人(如刘歆)伪造了孔子理论,孔子本人是维新变法旗手等观点,企图动摇儒学基础,引起了巨大争论。争论没为康有为带来实实在在的官职地位,反而将他拖入了版权官司之中。有人指证《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剽窃了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廖平本人也

  出面控诉。康有为极力否认、回避,相当被动。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广东新会人,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90年赴京会试落榜回乡,路经上海,接触世界新知,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两人为"康梁",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实超其师。

  康有为声称自己主导、发动了大规模上书活动,不仅"万言书"广为流传,而且社会震动,掀起了变法图强的新高潮。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影响日广。光绪帝最终启用康有为等,发起戊戌变法。两次运动虽然都失败了,但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康有为据此活跃政坛近三十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公车上书"的评价越来越高,以至于现在的历史教学书对此言之凿凿

  然而一直以来就存在对公车上书的"另解"。《龙旗飘扬的舰队》的作者、晚清史家姜鸣先生就认为传统记载大可怀疑。现在的"公车上书"是根据康有为的记载描述扩展的。作为当事人、日后的维新领袖、保皇首领,康有为的记叙深为人信;加上当年的北京城的确人情激昂,上书活动不断。但是根据1895年5月24日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5月2日那天,举子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姜鸣又引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完全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举人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也证明"被拒"之事子虚乌有。松筠庵是存在的、"万言书"也是存在的,65 但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中国历史上根本不曾发生过如同许多史书所描述的"公车上书"事件。"

  甲午战败,光绪帝同意签订《马关条约》后,朝野内外一片反对之声,不单单是康有为等举人们。在职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北京的宗室王公、三省六部的文官和台院的谏官们,外地的总督巡抚、前敌将领们,都纷纷上奏劝阻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各部院台属的清留派和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从4月14日开始,大批官员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赢、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询、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唐景秘、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上书和言论都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

  踊跃上书的人群中包括在京的举人。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总计各省举人自行上书有31件,共1555人次签名;另有举人135人次参加了京官们领衔的7件上书。其中梁启超也加入了抗议的行业,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但他的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

  那么,康有为自己记载的热火朝天的千人大上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各省举人在松筠庵的集会是存在的。康有为原计划召集各省举人于5月1日至3日在松绮庵连续开会三天,让大家传阅、讨论自己起草的"万言书",鼓动大家在上面签名,而后于5月4日集体至都察院呈递。5月1日,来者甚多。但5月2日到松筠庵开会的人已经只剩数十百人了,5月3日就再没有人到松筠庵去了。举人的退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光绪皇帝已经盖玉玺、批准了条约。当然这也和部分举人已经上过书表达过意见了、受到了政治压力、对康有为不信任或不赞同万言书的主张等因素有关。还有一个现实原因是,考试发榜了!举人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是考试,一发榜注意力马上就被金榜吸走了,哪还有人关注所谓的上书。其中,多次名落孙山的康有为得中了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一职--有人揣测这是朝廷在多事之秋,消除隐患,拉拢著名"持不同意见者康有为"的举措。

  至此,所谓的千人大上书夭折了。千人联署应该在经过大家传阅、讨论没有异议之后才能签字生效。可如今连人都走光了(一些第一天同意联署的举人还专门派人来告诉康有为,撤回对康有为和万言书的支持),联署的程序都完成不了,更不用说生效了。至于千人同去都察院集体上书的故事更是无中生有。戊戌变法期间出版的康有为年谱第一版和时人的笔记、报刊都表明,千人大上书最后流产了。

  康有为和后世所谓的一千三百名举人可能是根据来过松筠庵参加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炮制的。它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有人对这个参会人数也表示怀疑:北京的小四合院能够容纳下一千三百人集会吗?就算这么多人在院子里人压人挤下了,北风凛冽的冬天还不把人给冻伤了啊?

  事实上,康有为在没有人附和后,把亲笔写的万言书束之高阁。他根本就没把上书呈递上去。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康有为拉到了上千人联署,也拿着万言书去了都察院,公车上书也还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重大漏洞:当时并不存在阻碍举人大规模上书的政治障碍。举国上下,上自慈禧太后,下自贩夫走卒,都认为对日和约是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主流政治风气是批评和约的,那么上书反对和约,既是"爱国"行为,又是绝对"安全"的举动。当时朝廷收到的上书很多,来不及重新抄写(按制,给皇帝的上书要重新誊写清楚),就直接送入宫中"御览"了。都察院收了那么多上书,为什么就不收康有为的千人大上书呢?想想上千举子是多大的一个群体,当中还有本67 科大考的状元和几百员进士呢,都察院的办事官吏胆敢得罪这么一个大势力吗?

  可见,真正的公车上书过程是以在职官员为主的、有举人参加的全民抗议活动。在民族危亡面前,多数举人参加了公车上书。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一些政治作用。但是康有为所谓的"千人大上书"肯定是不存在的。1895年的春天,康梁二人影响有限,还远非是某个政治运动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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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之谜:只是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政治作秀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康梁事后编造以抬高自己的神话?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全国民心,割地将招亡国大祸,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辜;(4)变法成天下之治。

  而且,认为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又建议裁减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于每十万户中举一名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令开会讨论,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士人干政”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政治纲领。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未能上达,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这次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维新运动。

  就“公车上书”的功能和意义而言,一些学者把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它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觉醒。在“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中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而“公车上书”,虽未上达,却在民间抄誊广泛流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康有为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新观念,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2)“公车上书”是维新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端。这一年年底,康有为成进士后,清廷授以工部主事,但未到署,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了《中外纪闻》,遍送士大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不少大臣如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均对该报捐款赞助,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3)它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康有为在1895年前后,共计七次上清帝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及时全数上达。只有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三书》递到了光绪手里(此书内容与“公车上书”雷同)。光绪帝阅后非常重视,命令将此书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维新派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活动,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下诏令来推行。而皇帝要“明定国是”下诏变法,也只得将这批涌现的新生力量(维新派)充当自己的近臣和助手。可以见得,戊戌变法是通过光绪帝与维新派结成精神上的同盟来进行的。“百日维新”的失败只能表明光绪帝未能通过变法途径来掌握实权,使清政府走维新之路。而不能因此否定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思想指导作用。

  然而,一些学者却认为,康有为虽起草了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到都察院上书。“公车上书”只不过是康梁等蓄意编造的一个完整的“神话”,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首先,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曾于5月2日投递,“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而他的弟子超则曰,该上书“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有为的万言书,而不愿转呈皇上。二者明显矛盾。事实上,都察院自4月22日起,即陆续收到了各省公车的联名上书,“初难之,故迟迟不上”,后因文廷式弹幼该衙门“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都察院才转变了态度,于4月28日后逐日将收到的上书及时上呈,5月2日一天就转呈了15件条陈,其中包括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8件,直至5月9日还代递了分别由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镰领衔的两分上书。如果康、梁等真的曾于5月2日至都察院上书,都察院是绝对不可能“却不收”或“不为代奏”的。

  其次,康有为说,4月15日李鸿章“电到北京”,他就先知道割地赔款的消息了;而刊印《公车上书记》的沪上未还氏却明明说是4月17日《马关签约》签订后,电至京师,才“举国哗然”的。二者亦不相符。据查证,马关议和期间,日方于4月1日提出媾和条款,于4月10日提出条约修正案,李鸿章都于当天电告了总理衙门,此后虽仍逐日向清廷汇报谈判情况,却再未逐条开列条约内容,康有为根本不可能从4月15日到京的电报中获悉条约都有哪些具体条款。另外,中外议和事关机密,朝臣多未知晓,康有为当时不过是一名应试的举人,何以能够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两天“先知消息”?假如他果真于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议和的内幕,并当即令梁启超发动各省公车上书,为什么直到4月22日才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上书?他本人为什么要迟至十余日后才开始起草上朝廷的万言书?康有为把自己获得消息的时间提前,无非是要抢占发动公车上书的头功。

  再次,康有为说,5月2日各省公车“有请除名者”,欲给人造成一种他们已在其所拟万言书上签名的错觉;而未还氏和徐勤都说他们仅仅是要求“取回知单”,这足以证明各省公车尚未在万言书上签名。事实上,康有为等在签名及人数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造假过程。起初,未还氏说康有为“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徐勤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甚至连康有为自编年谱所说,“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开会,与名者千二百余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都清楚地说明是开会的人数,而非联名上书的人数。后来,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提及:“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在《三十自述》中曰:“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有为当中日战后,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不但人数直线上升,而且语意也含混不清了,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联名上书的人数。康有为《汗漫舫诗集》内有“抗章伏网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句,且附有文字说明:“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始明确地把这三千人都说成了在万言书上签名者。

  此外,《公车上书记》附录有一份“公车上书题名”,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指出:《公车上书记》“书后附签名者六百零三人,其籍贯包括十六省”;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作十八省千二百余人,与此书所载不同”。各省公车既未在万言书上签字,这份名单只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鉴于曾有部分举人“取回知单”,而现存的名单中又确实没有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台湾、奉天、黑龙江、新疆、蒙古等省区的举人在内,参加松筠庵会议者总共或许不止六百零三人,但是否能多达一千二三百人,也还尚有疑问。

  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事后编造抬高自己的神话?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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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的康有为:竟是清朝史上的金融界专家

  康有为,在近代史上是个政治人物——但这只是后人一厢情愿地误读,不是康有为本人。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康有为是个善于制造市场引爆点、并具有不可思议套现能力的融资界高手。任何事情只要能够带来钱,他都会去干,从书生、政治改革家到黑道大佬,每一次华丽地转身,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康有为第一次在历史上打响名头,是“公车上书”。

  公车是汉代的官衙称谓,指以车马接送举子入京科考,后演变成举人上书言事。1895 年,千余名举子联名万言,公车上书,反对朝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之名,不胫而走,尽人皆知。但实际上,公车上书是由京城高官发动的。康有为最多是个积极参与者,他只征集到80 名书生的签名,而另一个举子陈景华,却联合了280 人共同签名。尽管公车上书不是康有为组织的,但他却是获利最大的。因为他有着持续经营的思维——三个月后,他就在上海《申报》打出广告,以每部实洋两毛的售价,出售他撰写的《公车上书记》,广告一连打了六次,称得上大手笔了。到了第七次的广告,书价直线下飙——降到了一折销售,每本售价洋二分。

  虽然书价大跳水,但宣传效果达到了——从此世人以为公车上书,是康有为独力发动的,而且他还成功地获取了“人生第一小桶金”。只是市场变化太快了,市场在变,你必须要变。康有为开始寻找新的商机。要不要搞个戊戌变法?为动这个强力引爆点,康有为完成了他从书生到政治改革家的第一次转型。公车上书三年后,康有为游说朝野,终于开始实施戊戌变法。变法历时103天。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失败,太正常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能一百天就搞出个眉目来?而康有为能够走上历史前台,是因为他比别人胆子更大,不管有没有把握,先拍了胸脯保证、获得出场机会再说。

  康有为走马上任之后,发现事情根本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于是病急乱吃药,想出来个把中美英日四国合并一邦的怪想法。这当然不具丝毫可行性。最终他图穷匕见——密召江湖人物入京,准备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消息走漏,康有为火速逃走。康有为逃到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全称是: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凡加入这家公司的,不但没薪水发,还要上缴会费,但公司可以向港澳、北美和大洋洲的华侨募捐。许多华侨相他,纷纷毁家纾难,把血汗钱都送给了康有为。这些钱,就成了康有为政治生涯的“红利”。据记载,康有为逃出国后的第二年,他就分得红利上万银圆。 ...查看更多

维新派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

  在122年前的今天,1895年5月2日 (农历四月初八),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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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1895年5月2日(距今122年),维新派康有为等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绝《马关条约》;迁都内地;练兵抗战;变法图强。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人赴京,后世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故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虽未上达皇帝,但被人传抄,广为传播。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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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康有为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公车上书”竟然还有这种故事!

  一、于“公车上书”一事,欺世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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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康有为自己的记载,“公车上书”事件前后,是朝廷与李鸿章商议与日本议和,被他得知消息后,命令超鼓动广东、湖南举人,联合其他各地学子集体上书,痛斥此一卖国和约。

  吾 先知消息 ,即令卓如(梁启超) 鼓动各省 ,并先鼓动粤中公车 ,上折拒和议 ,湖南人和之。于 二十八日粤楚同递 ,粤士八十余人 ,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 ,各直省莫不发愤 ,连日并递 ,章满察院 ,衣冠塞途 ,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 ,垂涕而请命 ,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 ,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 ,与名者千二百人 , 以一昼两夜草万言书 ,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康有为:《我史》)

  结果朝廷害怕造成不良影响,动用强权连夜镇压,遂使运动失败。

  二、于“百日维新”一事,佞言卖国。

  终光绪一朝,实际掌权人都是慈禧。百日维新中光绪公布的重大决定,慈禧基本都过目,因此她实际上掌控着整个变法进程。光绪最信任康有为,而慈禧并不信任这个 大言炎炎的书生。百日维新中“军机四卿”林旭、刘光第、杨锐与谭嗣同都是四品军机章京(杨是张之洞的人,刘与杨相熟,谭父亲是湖广总督,林是康学生,但得 到荣禄推荐),而康有为不过是六品章京上行走,这是光绪不敢让他在慈禧眼中太张扬。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慈禧最终决定发动政变,中止变法?台湾大学雷家圣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康有为当时在英国人李提摩太提议下,建议光绪聘请退休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并且提出“中日合邦”大计,遭到保守派官员激烈反对。

  三、于盗经一事,私德有亏。

  民国后,康有为曾应军阀邀请去西安讲学。途径卧龙寺时,康有为看上该寺所藏《大藏经》。因寺中无钱,经书损毁甚多,于是康与住持师父提出购买。两家商谈后, 同意康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谁知合同签订后,康马上派弟子领兵入寺搬经,不但没有交换,反而把其余几箱经书也 一并搬走。此事见报后,西安士绅大哗。当时有对联称“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上联截取《左传》:“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下联截取《论语》:“老而 不死是为贼”,上下两联末字“有为”,一时谓之绝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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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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