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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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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率军号称10余万,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今属河北),直逼京师(今北京)。明廷急令各地兵马驰援。督师袁崇焕统领诸路援军,阻后金军于广渠、德胜等门外。皇太极进攻受挫,遂施反间计,中伤袁崇焕。援军军心动摇,总兵祖大寿还师宁远。皇太极乘机夜袭卢沟桥,斩明军副总兵申甫以下约7000人,继而击败明援军4万于永定门外,明总兵满桂,孙祖寿战死。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初,皇太极东进,连克数城,分兵驻守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今属河北),自率主力返回都城沈阳。

己巳之变

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军突袭北京

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大梦被皇太极戳破: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的背景: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发生的背景情况。

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

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发动“丁卯之役”。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

但实际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稳稳,不受打扰地实行他们的堡垒战略。皇太极决不能容忍明军的城堡修到锦州附近。四月十八,征朝鲜之兵刚回到沈阳,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军在进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师征明。明军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尚未修竣,又被毁坏。但锦州已经完工,大将赵率教领兵固守,皇太极几次攻城,都不能攻克,伤亡惨重。再攻宁远,也没有机会。加上此次兴兵,原本是仓促之举,酷暑炎热,许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围退走。这就是明军著名的“宁锦大捷”。

后世论者多着眼于明军战术上的胜利,却看不到在战略上,后金其实略占便宜。明朝实际上是以牺牲朝鲜和毛部的代价,换取时间来巩固锦州一带,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再往义州、广宁方向前进(当然,若全力救朝鲜,可能要提前冒险进行决战,对明亦不利)。但朝鲜三个月即已不支,皇太极达到目标后,回师攻锦实乃必然的应着。纵然仓促,却也是势在必行。从结果来看,虽然锦州不能攻下,但外围城堡都被拆毁,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长期间内都无法恢复,明方的战略目标终于无法实现。

事实上,锦州被围,明方损失亦重,特别是塔山被占,宁锦间顿时音不通,沦为孤城,这使得战后朝野间立即出现了对该不该守锦州的质疑。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提出:“锦州遐僻奥区,当日议修已属失策。” 他的意思是,锦州一城,本来无险可守,就算失去了,对关门重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锦州离沈阳过近,欲修欲守,必定招来兵衅,而且锦州孤悬,又不能呼应宁远,“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既然明军还不想,也无力与后金决战,就应该退一步放弃锦州,先保宁远。同时在山海关、蓟镇练兵为上。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驻少量兵力“以为虚着”而不应“泥为死局”。“锦州之守,原属非策。今即误矣,岂容再误?”

明朝的武将们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16]”,撤往杏山。驻塔山的侯世禄也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兵部侍郎霍维华比较得失后,仍然觉得“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说“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焕已被弹劾不救锦州,“暮气难鼓”而辞去,王之臣接任督师,守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在史料中一时难以找到最后弃锦的确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31处,更向西攻击明军大兴堡,未果。至此为止,袁崇焕第一次与皇太极议和所争取到的成果已经因为各种原因,丧失殆尽,所修城堡全数被破坏,空费了时间金钱人力。后金虽有宁锦之败,但其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更破坏了明方的策略,进一步争取到了主动权。

在蒙古方面,皇太极也有意外之得。天启、崇祯之交,自小王子东迁后一直在兴安岭一带游牧的蒙古察哈尔部(明人称插汉)终于不敢和后金决战,在林丹汗(明人称虎敦兔)的率领下又往西迁。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

也怪不得崇祯要把袁崇焕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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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的胜利竟然是取决于君臣之间的信任度?

  己巳之变背景

  努尔哈赤在1616年的时候自立为可汗,三年之后开始向明朝发动进攻,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年,1629年清朝军队兵临北京城下,这场战争被称为己巳之变,那么己巳之变背景是什么呢?

己巳之变形势图

  己巳之变形势图

  这场己巳之变的主战双方分别是以皇太极为主的后金,以及以崇祯皇帝为主的明朝。双方在这场己巳之变发起的时候,各自背景都并不相同。

  从后金方面的背景来看,由于皇太极的父亲,也就是后金的第一代可汗努尔哈赤在攻打山海关的时候病逝了,而皇太极虽然得到了汗位,也是在按照努尔哈赤之前定下来的攻击路线在打,但是他手里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集中,因为与他一起掌权的还有三位大臣,所以至少是在政治上皇太极是受着压制的,而打仗最需要的就是军事上的力量,但这个时候的后金其实已经因为长期征战导致四周都是敌人了,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想要继续攻打明朝的京都是很有难度的。

  另外,那个时期后金的经济背景也是一个大难题,因为饥荒的影响,难民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这种各个方面都对他不利的大背景下,皇太极一方面做出要和明朝和谈的样子,另一方面快速出兵解决东西两面的争端,这个举措,就是在为之后的己巳之变打下一个基础。

  而己巳之变的背景在明朝方面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崇祯皇帝虽然从上位开始就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才能,但是他对军事方面的认知却并没有这么敏锐,明朝当时守边关的是袁崇焕,这个人在行兵方面是很有才能的,所以他曾经两次向皇帝上书,请求将蓟门安排重兵,但是都没有受到皇帝的重视。

  以上这些就是己巳之变背景的简单描述了。 ...查看更多

明末己巳之变清军有多少人?袁崇焕负主要责任吗

  己巳之变结果最大的责任是明廷对于蒙古剧变,林丹汗西迁的应对无力,同时皇太极对宁锦防线的无奈,导致其击破内部重重反对声,冒险绕过袁崇焕辖区,自大安口,龙井关破口入关,之后袁崇焕轻骑9000千里入援,在蓟州与皇太极主力至少数万之众对峙,之后皇太极绕过蓟州,直趋京师,袁崇焕以偏师先于皇太极抵达京师,背城而战,广渠门之战力退后金莽古尔泰,阿巴泰,多尔衮多铎豪格阿济格统帅的后金左翼4旗主力+护军(摆牙拉亲军)+蒙古军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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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说袁崇焕的过失,那么就是对皇太极的绕道,虽然有事先提醒(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但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预警(我想说大明没有间谍卫星),至于蓟州城下的博弈,皇太极不敢直面袁崇焕关宁军,主动权在皇太极,以袁部9000骑兵出城力战只能跟赵帅教一个下场。皇太极估计也在给袁崇焕下着套,等他来野战上钩。。。。。。。袁崇焕下狱后,满桂4万人永定门一战全军覆没,满桂,孙祖寿等战死,申甫兵败卢沟桥全军覆没,刘之纶兵败蓟州全军覆没,而袁崇焕广渠门,左安门,南海子3战是皇太极唯一忌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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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四日,辽兵惊溃而东。其前所守各州,县兵将,亦咸生猜忌,间有径自驱逐者。无何,良乡破,固安屠,房山下,迁安陷。滦,永据,卢沟桥则有申甫之败,永定门则有大将军满桂,孙祖寿之死,麻登云,黑云龙之执,马步数万,一掷而空。至蓟州更有兵侍刘公之纶之惨死。贼遂纵横兹辅,如入无人之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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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变的详细经过?以及进攻路线

  突入长城

  皇太极吸取进兵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兵败的教训,放弃强攻宁、锦坚城的方略,于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初二,皇太极取道蒙古,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亲率八旗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地区,突袭明长城蓟镇防区的脆弱隘口龙井关和大安口,破墙入塞,进攻北京。

  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当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十月二十七日从喜峰口破口,破口之后,直趋京师地路线只有一条,就是从喜峰口到遵化、从遵化到蓟门、从蓟门到三河、最后是通州,然后直抵京师城下。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然而在二十七日后金军大举进入边墙后,遵化和三屯营两个重要地军事要点就已经暴露在后金军地兵锋之下,但二十八日全天,后金军只行进到距离喜峰口二十里远地汉儿庄,后金各部均诡异的停止了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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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军回援

  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走抚宁、迁安这条路线赶往三屯营。要他务必在后金走完从喜峰口到三屯营地五十里路前,跑完这条二百六十里地路,抢在后金头里冲过即将闭合地封锁线,直接进入遵化城进行防守。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初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在遵化和三屯营间遇伏,四千骑兵全军覆灭。后金军歼灭赵率教的军队后,一反四天来按兵不动地态势,主力迅速西进。初三凌晨,后金军抵达遵化城下,城内地内应立刻打开城门引后金军入城,明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同时后金军还对三屯营发起了攻势,并在一个时辰内破城,封闭了后路侧翼的战线缺口,并随即向西发展,沿着赵率教地来路疾行而进,行动再也没有一点缓慢地样子。

  十一月初四,后金军两天两夜强行军西进一百里,攻陷迁安,兵锋威胁永平、抚宁。这时袁崇焕已经率领二万关宁铁骑入关,他看也不看右翼正受到威胁地永平、抚宁一眼,取道昌黎、滦州,直奔宝、香河而去。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7] 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了蓟州顺天府。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十一月初十,袁崇焕上疏崇祯帝说:“我们进入蓟州让兵马稍微休息一下,细致地侦察一下敌我形势,然后严格注意后金军的动向,奋力阻截住他们,一定不会让后金军越过蓟西”。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潜越蓟州。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的斥候侦察到后金军大队潜越蓟西。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了。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位于三河西南、通州东南。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在通州附近,他选择了绕过通州,直奔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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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布防

  面对后金军的大举进攻,崇祯帝乱了方寸。首先,启用年届七旬、已经退休在籍的孙承宗做统帅,负责京畿地区的防务。但是,遭到前任兵部尚书王在晋的反对。最终崇祯帝还是决定启用孙承宗。孙承宗从老家高阳(今河北高阳)赶到北京,崇祯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军务,派他前往通州督理兵马钱粮。

  其次,崇祯帝谕袁崇焕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这时共有四个镇的明军前来勤王。除袁崇焕驻蓟州外,昌平总兵尤世威驻密云,大同总兵满桂驻顺义,宣府总兵侯世禄驻三河。

  再次,加强北京城防。崇祯帝下令,在京官员、皇亲国戚、功臣宿将,带着自己的家丁到城墙巡逻和守卫。同时,还让太监来守城。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14]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

  城下初战

  崇祯帝任命多位官员,协理京营戎政,练兵筹饷,料理守御。但北京已有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这导致城防疏薄单弱。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完成,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不久,侯世禄兵被击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 [16] 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袁崇焕、祖大寿率骑兵在广渠门外,迎击后金军的进犯。皇太极派大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等率领白甲护军及蒙古兵二千,迎击广渠门袁崇焕军。袁崇焕有九千骑兵,令祖大寿在南,王承胤在西北,自率兵在西,结成“品”字形阵,阙东面以待敌。后金军的前锋阿巴泰部、阿济格部、多尔衮部、豪格部,先直扑祖大寿部东南角。四部在即将与祖部接战时,后金军发现王承胤部,一部分后金军(即豪格部)又向北直冲王部,王部徙阵南避。其余三部仍直冲祖部,祖大寿率兵奋死抵御,后金军前锋并未击穿祖部,祖部边战边退至城壕。后金军两次冲锋,都没有彻底击溃王、祖两部,再集中两路骑兵,向西闯袁崇焕军阵。袁崇焕率领将士,英勇抵御,奋力鏖战。袁崇焕被后金军的箭矢射的两肋如猬,但因身穿重甲没被射穿。之后,南面大兵复合,后金军开始撤退。明军追击到运河边,后金军损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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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门再战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于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袁崇焕向崇祯帝提出,连日征战,士马疲惫不堪,请求援引满桂所部进入德胜门瓮城的先例,准予所部官兵进到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拒绝了他的请求。袁崇焕军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进行野战。

  十一月二十四日,皇太极因在广渠门作战失利,发表“养精蓄锐”的话语后,移军南海子(南苑),在此一面休养一面牧放马匹,伺机再攻。二十七日,双方激战于左安门外。皇太极对袁崇焕不能战胜,便施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

  后金退军

  北京城外的勋戚大臣等人对袁崇焕极度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袁崇焕名为入援,却听任后金军劫掠焚烧民舍,不敢前去阻拦,城外的外戚勋臣的庄园土地被后金军蹂躏殆尽。”崇祯帝因此逮其下狱,总兵祖大寿见袁崇焕遭下狱,率师1.5万人离京东返,后因孙承宗调度有方,才停兵待命。

  崇祯帝听说各路兵败,准备撤出京师,被朝臣劝阻。此后,充任文武经略的尚书梁廷栋及满桂相继败于西直门、安定门,满桂战死。明总兵马世龙受命指挥各路援兵,保卫京师。后金军见此次南下目的已经达到,于次年正月连克通州、迁安、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诸镇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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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八月,崇祯帝凌迟处死袁崇焕。《明史》评价“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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