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关战争

　　清军入关又称清兵入关、 满清入关、 清朝入关、入关战争， 是指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攻占京师(今中国北京)开始成为统治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历史事件。

　　广义上是指1644年清军入关后镇压农民军、消灭南明诸政权等汉族反抗武装的一系列由北至南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它标志着清朝在全中国统治的开始。

　　清军入关的性质，以及后金兼并女真各部以及清对明朝及南明的战争，认为“清进行的战争就是为中国统一的战争” 的观点，实际上是“大一统”观念来看待明清之际历史，拿现代标准裁量古代历史，用后来结果倒套此前过程的结果，民族平等原则不是这样贯彻的。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京师，崇祯帝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自缢而死，明朝灭亡。张献忠也率军进入四川。就在明末农民起义进入高潮时，而满洲军事集团蠢蠢欲动。

　　满洲的前身是女真，明朝时隶属奴儿干都司管辖。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

　　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建立了后金。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后金八旗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七十余城。1625年(天启五年，天命十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改称“盛京”。1636年(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 [13]

　　满洲人看到明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吞并中原的野心。他们一方面招降纳叛，对明朝官僚尽力收买，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得其重用，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火炮制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在河北、山东等地烧杀抢掠，甚至三度包围京师，造成“己巳之变”等事变，清军最深曾攻入济南。满洲军先后掳走汉人97万(其中包括明朝德王朱由枢)，掠夺财帛牲口无数。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清摄政王多尔衮曾经致书李自成，招诱农民军，要和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 ，遭到农民军断然拒绝。李自成攻占京师，推翻明王朝，满洲贵族大为震动。这时，他们便决定趁乱大举入关。

　　山海关败后，京师不能守，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北京向陕西撤退。五月一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清顺治帝临迁都京师。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定鼎燕京”。

　　清军入关及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参见：山海关、南明、大顺政权、大西政权、八旗兵

　　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在是否归顺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然而最终向清朝投降 。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而多尔衮在假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

　　事实上，清朝对此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朝便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原。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讨论明亡之后的对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屠杀掠夺的策略，称：“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若将统一区夏(即华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20-21] 而多尔衮本来就有入主中原打算，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清朝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清军本来打算从西协和中协(即今北京市北面及其附近的长城)入关，然而行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得吴三桂“乞师”之信，多尔衮为顺利入关并且让吴三桂彻底投入清朝阵营，拒绝了吴三桂的请求。最终吴三桂剃发称臣，归降清朝，多尔衮遂出兵从山海关长驱入关。因此，清军入关可以说是必然的。

　　得到满清的帮助后，吴三桂又发布檄文，号召汉族地主阶级和富商大贾支持满洲贵族对农民军发起反攻。清统治者与吴三桂的结合，给农民军造成了不利的形势。李自成曾派人招降吴三桂，在吴三桂拒绝后，他立即率兵东征。

　　1644 年四月二十三日(大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阳历5月28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早在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多尔衮先命吴三桂迎战李自成大顺军。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详见山海关大战)。清军正式入关。山海关之战是农民军从反明斗争转向抗清斗争的起点，从此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山海关败后，京师不能守，四月三十日，农民军放弃京师向陕西撤退。五月二日(阳历6月6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清顺治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迁都京师。同年九月，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十月一日，顺治帝在天坛祭天，并于紫禁城皇极门(今太和门)举行登基大典，再次即皇帝位，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 此举标志着清王朝由地方政权开始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清朝统治者知道汉族地主阶级是可以收买的，也知道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农民军。于是采用各种手段拉拢汉族官僚地主，他们宣称“倡先投顺者”给以高官厚爵，并为崇祯帝发丧，替汉人“报君父之仇”，又宣布废除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派，这对汉族地主都很有利。 当时北方的官僚地主纷纷迎降，与清统治者合作镇压农民军。农民军撤退过程中，清军先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两挫农民军，接着向山西进攻。大同守将姜瓖投降，平阳(今山西临汾)守将陈永福被俘。到五月初多尔衮入据京师时，清朝已经拥有了北直隶、山西、山东等省份。

　　随着清军入关，大量满洲人(包括少量蒙古人、鄂伦春人、赫哲人、锡伯人、鄂温克人、达斡尔人)涌入中原。因为清朝政府一直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迁入中国的满洲人中，约有一半驻扎京畿，号称“禁军”，即“禁旅八旗”。清朝赶走了原来居住在京师“京城”(即内城)的居民以安置“禁军”，非旗籍汉人只准在京城中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准常住。其余的满洲人则作为“驻防八旗”而驻防在全国各要地，如江宁(今南京)、镇江、荆州、成都、杭州、福州、广州、西安、宁夏(今银川)、徐州、平阳、济南、德州等地。清政府在这些城市中往往为他们专门修筑一座子城，即“满城”。有清一代，任何汉人不得进入满城，地方官吏(包括本省督抚)都无权过问满城事务，满城都归将军、副都统或城守尉管理，完全就是国中之国。这些畸形城市都在民国以后被拆除，但不少城市仍然保留着与满城有关的遗址或景点，著名的有成都的“少城”等。清政府只允许满人做职业军人或官吏，所需全部由朝廷供养。这导致后来满人大都成为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也就是著名的“八旗子弟”。可是在清军入关战争中，八旗兵骁勇善战，是清军的主干力量。

　　同年五月，明朝一部分大臣在陪都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延续明朝的宗庙社稷，史称“南明”。朱由崧就是明安宗，也称弘光帝。弘光帝幻想同满清议和，一起剿灭农民军。这时农民军领导的内部发生了分裂，李岩请分兵河南，为牛金星谮杀。尽管如此，李自成还是拥有几十万军队，仍然在河北真定，井陉、河南怀庆、陕西潼关等地继续抗击清兵和明朝残余的军队。

　　清朝统治者在笼络地主阶级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对汉人施行了圈地、剃发和屠城等等民族高压的措施。各地人民都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京畿的昌平、三河，以及冀中、苏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风起云涌，如山东西部的榆园军，山东东部的青州起义军，山西西部吕梁山区的起义军，河南怀庆、卫辉等地的起义军，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武装。在这些起义军中都有被清军打散的李自成旧部参加，他们或是独立作战，或是策应李自成的军队抗击清兵。

　　1645 年(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清军穷追不舍，农民军节节败退，军心愈发涣散。这年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李自成死后，除去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继续统率农民军余部之外，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等统率的农民军十余万人也由陕西赶到。他们决定与南明的抗战将领何腾蛟、堵胤锡的军队联合，在湖广抵抗清兵。

　　同时，清廷诱降在四川的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也遭到拒绝。李自成败退陕西时，张献忠便和李自成相约共抗清兵。1646 年(顺治三年)冬，清统治者派肃亲王豪格进攻四川大西政权，张献忠撤离成都，迎击清军于川北西充的凤凰山，遇伏而死。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将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艾能奇等人，也在川南云贵一带与南明永历(桂王)政权合作，继续抗清。

　　江南人民和南明诸政权的抗清斗争

　　参见：剃发易服、满清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

　　1645 年(顺治二年、弘光元年)春，由西安回师江南的清军多铎部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分兵三路，大举攻打南明弘光政权。清军先攻占弘光政权在河南地区的统治中心归德(今河南商丘)，所过州县，望风而降。四月初九，清军由归德分成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进攻亳州，指向淮南，一路由都统准塔率领，进攻砀山、徐州，指向淮北。弘光政权岌岌可危。

　　然而这时弘光政权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党争，甚至出现了南明版“三大案”(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弘光帝朱由崧昏庸无能，朝政把持在马士英、阮大铖等手中，这些人排斥异己，卖官鬻爵。镇守江北四镇的四个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在大敌当前之时，互相争权夺利， 彼此仇怨极深，都不以国事为重。所以当时江南有句民谣说：“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 。只有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坚决抗战。但史可法内受朝廷的牵制，江北四镇又不听指挥，处处遭到困难，再加上当时驻防湖北的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进攻南京，局势更是危如累卵。顺治二年(1645 年，弘光元年)四月十八日，清军包围扬州，史可法困守孤城，誓死不降。二十一日，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出城投降，守城力量更为薄弱，多铎曾先后给史可法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二十五日，清军以大炮轰塌城墙西北角，攻破扬州。多铎纵兵大肆屠杀居民十天，死难者超过80万 ，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战败被俘，不屈牺牲。

　　五月二十四日，清军逼近南京，赵之龙、钱谦益跪地献城，南京沦陷。弘光帝(福王)不久后被执于芜湖，次年被凌迟处死。不久，清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代替多铎，赴南京总督军务，加强政治招抚。博洛、李成栋、刘良佐等率清军进攻杭州，一路上，南明地方官员纷纷不战而降。六月十三日，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投降。与此同时，阿济格在湖北镇压大顺军主力后，沿江东进。沿途明军左梦庚、金声桓部三十六营共十几万军队倒戈降清，清兵既而南下，占领南昌等城。

　　同年六月，清廷下令江南人民剃发易服。蓄发是汉族人民传统的风俗，《孝经》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孝之始也。”要强迫剃发，是汉人不能接受的。清军入关时，曾在北方下令剃发，三河县等地的人民就举行过反剃发的斗争。此时，江南各地的人民也纷纷起来反抗。有一首诗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形势：“剃发令朝下，相顾为发悲。三吴同时沸，纷纷起义师。” 其中以江阴、嘉定两地人民的斗争为最激烈。江阴人民推阎应元、陈明遇为领袖，立下“头可断，发不可剃”的誓言，在二十四万清军的攻击下，苦战了八十一天。 嘉定人民也组织乡兵，据城不降。在江阴、嘉定相继失陷后， 两地的人民都遭清军的屠杀，史称“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

　　这两次人民的抗清斗争，对后来东南各地人民的坚持抗清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且牵制了一部分清军的主力，使得在浙江的鲁王政权和在福建的唐王政权得以建立起来。1645 年(顺治二年、隆武元年)六月，明朝士绅张国维等迎鲁王朱以海于绍兴，号称监国。不久，礼部尚书黄道周和郑芝龙等复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改元“隆武”。于是南明先后出现了鲁王和唐王两个政权。

　　张国维、黄道周等人都主张坚决抗清，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这两个统治集团之间，为了争“正统”，彼此势成水火，各自的内部也纠纷很多，以致不能配合作战。清朝乘机采取分化离间的策略，先后诱降了鲁王政权拥重兵的方国安和唐王政权的郑芝龙。1646 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六月， 两浙失守，张国维自杀，鲁王朱以海逃亡海上，后死在台湾。鲁王兵败后，清军又打败黄道周的义兵，并先后占领福建的很多城市，攻灭了隆武政权。

　　这时，除去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在浙江沿海一带继续抗清外，守两广的瞿式耜、丁魁楚又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改元永历，成立了永历政权，朱由榔就是明昭宗，一般称永历帝。永历政权成立的时候，清军已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永历政权既要抵抗八旗兵的南下，又坚持镇压农民军，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西方求援。永历帝登基以后，派波兰籍传教士卜弥格携带马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庞天寿两人的亲笔信前往梵蒂冈教廷求助，皇室中亦多有受洗入天主教者。南明朝廷又命当时已信仰天主教的大臣瞿式耜前往澳门借得葡萄牙兵300人和重炮数门，一度起效，但为时不久，因此不得不同意和农民军合作。

　　1646 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九月，清军分三路向西南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清平南大将军孔有德、尚可喜、金砺等率师自荆州南向，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溯湘江而下。佟养甲、李成栋部清军自闽南入粤攻占惠州、潮州。在这个紧急时期，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高必正、郝摇旗等人率领农民军出现在湘鄂战场的最前线。他们和驻守湖南的明军将领何腾蛟等合作，联兵抗击清军，挫败了清军的攻势。

　　但此时永历、绍武两朝廷争战方酣，1647 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自福建来的李成栋趁机袭占广州，杀死刚刚登基43天的绍武帝(嗣唐王)朱聿鐭，又攻打肇庆，永历帝辗转奔逃两广间。郝摇旗部护永历皇帝居柳州，并出击桂林的清军。

　　1648 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永历政权重占湖南、两广、江西、四川、云贵七省。于是南北呼应， 势相连结，在南明时期出现了第一次抗清的高潮。

　　永历政权的当权派并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举行反攻，而是争权夺利。以降将李成栋为首的楚党，和由永历帝亲近组成的吴党，彼此攻讦无虚日，都想援引外镇的武力来控制永历政权。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就给清军以喘息的机会。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秋，耿仲明、尚可喜部清军越过大庾岭，再度南下，攻克南雄、韶关，招降潮州、惠州，十月，占领广州。广东大部已为清军所占。孔有德军则从湖南永州南进，连下全州、桂林。

　　1649—1650 年(顺治六到顺治七年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而死。以后李过病亡，他的儿子李来亨和郝摇旗、高必正、刘体纯等被迫率领农民军回到巴东荆襄等地，组成了夔东十三家军，拥立明韩王朱本铉为帝，年号定武(一说无此人)，独立抗击清军。反清的斗争又转入低潮。

　　李定国、李来亨的抗清斗争

　　参见：李定国两蹶名王、李定国克桂林之战、夔东十三家、十八先生之狱、孙可望投清

　　在抗清形势再度恶化，永历政权放弃肇庆、梧州，在无地容身的时候，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又出现在反清斗争的最前线。李定国是陕西榆林县的农民，从十岁起就参加了起义军，在年青时代即以“赛尉迟”的绰号闻名于张献忠的农民军中。张献忠死后，他一直坚持抗清的战争。

　　1652 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以前，李定国、孙可望等已向永历帝表示，愿意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遭到永历政府的拒绝。后来永历政权直到走投无路，才接受孙、李的建议，在贵州安隆所投靠了农民军。1652 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李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他统领西南苗、瑶、壮、彝各族人民所组成的军队东出广西，下桂林，反攻湖南，南入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44] ，前后败敌数十万人，得到永历政权建立以来空前未有的大捷。同时，刘文秀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克复了川南各州县，并与夔东十三家军取得了联系。而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张名振和郑成功等人率领的抗清队伍在此时也开始反攻，并接受永历皇帝赐给的封号，甚至兵临南京城下，形成了第二次抗清的高潮，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

　　就在此时，永历政权中的宦官马吉祥等挑拨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关系，党争又起，孙可望在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八先生之狱”。1656 年(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孙可望发动了进攻李定国的内战，兵败后投降清朝。这一切都使抗清力量大损。

　　清朝政府屡次诱降李定国，均被拒绝。 李定国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清，没有动摇。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正月，吴三桂攻下云南府(今云南昆明)， 永历帝流奔缅甸，李定国倾其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的追兵， 伏兵的全盘计划被内奸泄露，结果失败。1661 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吴三桂率兵入缅，永历帝被俘，被绞杀于云南府城。1662年，李定国在勐腊(今西双版纳东南地区)忧愤而死。

　　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的处境在当时也非常艰苦。他们在荆襄、川东的群山中，“屯种山田，岁收麦种草绵，供粮食衣履” ，但仍在李来亨、郝摇旗等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清的斗争。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李来亨等曾由水道进攻重庆支援李定国。在李定国败死后，清朝即调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的兵力，围攻这支抗清的队伍。1664 年(康熙三年、永历十八年)，李来亨在清军的重围下粮尽援绝，全家自杀，这支农民军全部壮烈牺牲(详见茅麓山战役)。

　　郑成功的抗清斗争

　　参见：郑成功北伐、郑成功收复台湾、明郑时期、施琅攻台

　　当农民军在西南进行艰苦抗清斗争的时候，东南沿海一带的人民也在郑成功的领导下进行抗清活动。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他们父子都在唐王政府为官。郑芝龙早年是著名的海盗，曾垄断东亚海域贸易，雄长于西太平洋，造成“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的现象，连葡萄牙、西班牙都要让让郑芝龙三分(事实上明末西、葡国力已一落千丈，其海上霸主地位逐渐被英国、法国、荷兰所取代)，形成一股庞大的海上家族政治势力。后来郑芝龙接受明朝招抚，接着成为南明唐王(隆武)政府的太师，兼兵、工、户部尚书，封建安伯(后改平国公)。隆武帝还赐郑成功“朱”姓，封忠孝伯，这就是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的来历。后来郑芝龙降清，郑成功则继续抗清。

　　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据点， 曾先后围攻福州，攻克台州。清廷曾以靖海将军加授澄海公招降，遭到他的严词拒绝。1653年(顺治十年、永历七年)被南明永历皇帝册封为“延平王”。1659 年(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发动了一次大反攻，从海道溯长江， 直达南京近郊，占领了镇江、芜湖等四州三府二十四县。他们的行动与李定国的起义军遥相呼应，使清廷大为震动。但由于战略上的错误，郑成功在南京被清兵所击败。

　　为了建立根据地，郑成功于1661 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率大军在台湾登陆，次年，赶走了窃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郑成功在台湾设置承天府，建立行政机构，奉南明永历正朔，招徕大陆难民，屯田垦荒，又派遣汉族“农师”向高山族人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台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久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袭延平郡王位，并继续奉永历帝为正朔，保持对监军明宗室宁靖王朱术桂以王礼相待。郑氏在台湾建立的政权又被称为“明郑”。

　　郑成功的抗清势力一直是清朝的心腹大患，甚至有人提出清顺治帝就是被郑成功军的大炮击中而死的。 [49] 台湾明郑势力也确实给大陆明朝遗民一丝希望。当时著名遗民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中华余一岛，正朔在重溟。望断黄龙舰，风帆似水萍。” [50] 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清朝为了消灭明郑势力，一方面下达“迁界禁海”命令，逼迫沿海百姓后撤30里，焚烧所有船只，停止一切海上贸易，“片板不许下海”;又多次派人同明郑集团议和，但因为某些条款(如剃发易服)未达成一致而招致谈判破裂。清政府还企图勾结荷兰瓜分台湾，曾和荷兰殖民者一道屠洗了思明州(今厦门)的军民，然而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因而明郑也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673年(康熙十二年、永历二十七年)，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等又先后起兵反清，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尚之信起兵广东，耿精忠起兵福建，郑经也乘势攻占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三藩的叛乱历时八年，为清军所平息，而郑经也退回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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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军入关的时候，满族后金的八旗军，加上从蒙古那里调来的军队，总共也才20万左右。面对明朝上亿人口，清军凭什么靠着这20万人，征服中原，统一中国呢?

　　第一点：拉拢以吴三桂为首的一批汉人将领。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明朝的军队并不是都被打光了。虽然这几年因为要抵御北方日益强大的后金，还有镇压国内的流民，消耗了很多军力。但还有几十万人。这批人军队中，最精锐的那部分，是由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统领。而吴三桂在崇祯自杀后不久，就选择投靠后金。清朝能这么顺利的进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吴三桂的投降。

　　自古汉奸最可恨。不管是在跟李自成的大顺军交战，还是后来跟南明的战争，吴三桂这些人，为了表示忠心，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一批人。

　　第二点：收买了很多明朝的大臣。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因为大多是农民出身。对于明朝那些贪官污吏，格外的痛恨。所以，对这帮人是拼命打击。光是后来在追缴赃物的时候，就有好多明朝的大臣被打死。其中就包括吴三桂的父亲。他被抓起来，严刑审讯。而清军入关后，对这帮人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对于清军来说，这些大臣过去是不是贪官，是不是软骨头，都没关系。只要他们现在支持自己。等将来自己坐稳江山，有的是收拾他们的机会。所以说，相比较于李自成，清军用了一个比较聪明的办法。

　　多说一点，如果说，以中国各个朝代来衡量的话。明朝陪在崇祯皇帝身边的那批大臣，可以说是贪污最多，也是最没有骨气的一批人。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个首辅魏藻德 ，考中状元仅仅3年，就被选入内阁，第二年就被选为大学士。可以看出，崇祯对他，是相当重用。可等到李自成快要打到北京的时候，崇祯把魏藻德找过来商量对策。魏藻德只是跪着把头埋起来，把屁股高高的撅起来，一句话都没回答。差点没把崇祯气疯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后，魏藻德还恬不知耻的跑去献殷勤。结果被李自成杀了。

　　第三点：入关的时候，巧妙转移矛盾，声称是为明朝报仇，拉拢了一批人。当时吴三桂去找清军帮忙打吴三桂的时候，说的也是帮崇祯皇帝报仇。后来清军入关的时候，自然顺理成章的也用了这个借口。

　　第四点：免除了三饷，拉拢了一批人。三饷是从明朝万历皇帝时候开始，就加收的军饷。这个加派的军饷，确实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因为除了三饷，老百姓还得负担其他税收。而且崇祯在位的时候，国库空虚，对老百姓的赋税，一直收得很高。而清朝此时喊出免除三饷，可想而知，对一些人的吸引力有多大。不过，清朝在入关后，对三饷，并没有立刻废除，直到顺治时期，依然在收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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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满洲八旗是清朝的核心军事力量，从努尔哈赤建立八旗之后，的确打赢了很多战争。但如果因此而认为，满洲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由于满洲建立了清朝，所以对其军事力量，就有一定的神话。实际上，在清军入关之前，军事上有一个致命弱点，只有六个字，这就是：缺乏攻城能力!

　　显然，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清军100%的不可能取得天下。中华大地上坚城众多，没有很强的攻城能力，如何能取得天下?让人遗憾的是，清军的这一弱点，最后却被一个汉奸弥补解决了!

　　从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满洲人就一直缺乏攻城能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间，靠内应制造混乱，从而打开城门，兵不血刃的拿下城池。最典型的是辽阳和沈阳，都是努尔哈赤靠里应外合才攻下。

　　然而，这一种战术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每次都如此取巧，对手也会注意防止间谍的内应!这时，还有一件事让皇太极很头疼，即：宁锦防线的坚固，给皇太极制造了极大的阴影。

　　所以，皇太极上台之后，无比迫切想拥有一只重火炮军队，轰开坚固的城墙。因为，只要清军有这么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在与明军的对决中处于全线优势。

　　随后，皇太极做了一件事，即：建立乌真超哈——一只配备大量火炮的汉军!然而，尽管皇太极战略眼光毒辣，看到了清军的致命弱点，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却依然没办法解决，即：满洲人不懂制炮技术，辽东汉人又被努尔哈赤几乎杀光了。

　　这是，仿佛老天都在帮助清军。登州之乱爆发，孔有德叛明降清，带去了大量登州的火炮，弥补解决了清军的军事弱点。当时，皇太极听到这一消息，可谓欣喜若狂，给予孔有德超高待遇!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这一件事，有三个要点：(1)孔有德带去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2)孔有德不光带去火炮，还送去了很多火炮人才，(3)这批火炮是明朝重金打造，一旦损失，对明朝是一记重击。

　　因此，从这一个角度看，明末清初的第一汉奸，非孔有德莫属!如果不是孔有德的背叛，那么清军不可能弥补这一致命弱点!否则，清军面对坚城，就会束手无策。

　　正因为清军拥有了重炮，所以才能打破宁锦防线，以及取得松锦大战的胜利。清军入关之后，攻下的无数坚城中，都有孔有德的一份功劳。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建立之后，对“红衣大炮”的重视，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军事上，明朝集重兵打造的两样利器，都莫名其妙的送给了清军，即：(1)孙元化打造的红衣大炮，和培养的大量人才，(2)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如果这两样军国重器，不落入清军手中，清朝还能建立吗?显然不可能，最多只能建立一个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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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战争，又称入关战争，交战双方，一为大明，一为女真满族的后金，后改国号为大清，人称满清。1589年，女真爱新觉罗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1616年建立后金，1644年清兵入关，清朝正式开始。但明朝名号的政权，结束于1683年台湾明郑王朝覆灭。

　　第一次，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山海关之战(一片石战役)是明清战争的最重要转折点

　　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后，退至北京。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这时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与后金征战多年，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赵率教的四千骑兵在平原野战，全军覆没，就是明证。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袁崇焕率领关宁九千骑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赶在皇太极之前驰抵京师城下。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德胜门之战：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拚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 “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第二次，崇德元年五月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六月二十七日分路入边，相会于延庆州，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此战于九月八日阿济格奏捷，其军直入长城，过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明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梁廷栋拥兵不敢出击，清军得以饱掠而归。

　　，第三次，崇德三年八、九月，清朝发动第三次入口之战，派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岳讬为扬武大将军，分统左右翼伐明。皇太极亲自领兵向山海关作牵制。岳讬自密云东北墙子岭口毁墙而入，多尔衮自董家口东山关西墙缺处入，这是一次关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崇德四年三月多尔衮奏报，两翼兵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八道南下，京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右翼杜度奏报其军从燕京西至山西，南至山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万四千余。两翼俱从迁安回，出青山关，四月凯旋。清军最大的损失是扬威大将军岳讬死于军中。但是明朝损失更大，著名的抗清人物孙承宗、卢象升皆战死。原来明朝的兵部尚韦杨嗣昌主张对清媾和，还说清军不会南下，他们没有火器，等等，实际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崇祯皇帝不但宣布了京师戒严，而且非常忧虑，以致在农民军和清军都攻上来的时候，宁肯暂时放松对农民军的围剿，而把主要力量调到抗清战场上。

　　1644年5月27日，(顺治元年四月己卯)清军至山海关，吴三桂开关出迎，大军入关。

　　第四次，崇德七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即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采取合作的态度。这表明皇太极认为大清取代明朝而统治全国已为期不远了。这次进军的统帅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但是就在这样的大胜利面前，许多文武大将提出直捣山海关时，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轻易冒险。终皇太极之世，清军不曾通过山海关，但没有他们扫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清军入关。

　　清兵入关后，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明朝灭亡。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不愿投降闯王，引清兵进入山海关，于一片石战役击败闯王。李自成弃北京，退回陕西。清摄政王多尔衮成功迎顺治帝入北京，清朝迁都于此，正式统治中国。多尔衮先派阿济格、吴三桂与多铎、孔有德分陕北、河南二路攻击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于湖北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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