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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客大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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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客冲突的双方在不同地点均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广西的土客冲突,土方为壮族及当地的汉族人,客方为客家等民系。湖南的土客冲突,土方为湖南湘语人,客方为江西江右人。而在四邑地区土客大械斗的双方之一的客家人,其原籍均来自赣南、闽西、粤东、粤北,使用客家话,有着相同的习俗。作为土客冲突的客方,他们处于少数,因此在土客冲突最激烈的几十年间,即清末土客械斗期间,这些移民到外地的人与原籍地的人相互之间有着强烈的民系认同,最终的结果是这些人普遍接受以客家作为通用的名字,这也就代表着客家人的正式形成。

土客大械斗

土客大械斗——广东近代最大规模的群殴事件

广东近代最大规模的群殴事件——土客大械斗,导火索是什么?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1854-1867年),广东的土家人和客家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持械斗殴事件。这场群殴绵延十四年,双方死伤数十万人,其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不亚于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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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天地会”(又叫洪兵)起义。当时清政府正疲于应付太平天国,没有兵力来镇压天地会洪兵,于是各地政府就发展民团来对抗天地会。天地会里的土家人居多,民团中的客家人居多,于是逐渐发展成为宗族之间的冲突,再加上清政府的处理措施失当,事件急剧升级,终于造成了大规模的民间厮杀。

  东南地区本来就有宗族械斗的暴力传统。客家人在迁移过程中,为了对付强盗、土匪以及不欢迎他们的土著人,均是半军事化的组织:女的包揽家务农活,男的则负责打仗。所以,客家人善于修巩防御工事,如土楼和围龙屋。当然土著人也不是好鸟,是出了名的“强悍好斗”、“奸滑好讼”,他们也有很强的军事防御措施——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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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械斗从鹤山开始,罪魁祸首是武举人马从龙。根据《开平县志》记载,1854年7月,冯滚率领鹤山洪兵攻破苍城后,向云乡的客家人征集钱粮,结果被客绅高三拒绝,派去征粮的人员也被杀害。冯滚请求驻水口的洪兵配合攻打云乡,又被客家人团勇击败。于是洪兵派人潜入云乡,将高三的小儿子杀害。高三发誓要报复,与客籍秀才张宝铭推武举人马从龙为领袖,倾家荡产组织客家武装与土人对抗。

  马从龙是鹤山客家人,咸丰五年,他随新任鹤山知县沈梁到县镇压洪兵。于是马从龙陈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允许他组织客家练勇助剿洪兵,叶名琛是出了名的马大哈,没考虑后果,马上就同意了马从龙的建议。于是马从龙拿着两广总督的手谕,串联鹤山、高明、新兴、恩平、开平、阳春等六个县的客家乡绅,组建客家武装,制定军规,他们以云乡、大田为大本营,在这年八月,攻占了靠近云乡的几条土人村庄,然后开始放火烧屋抢东西……这下直接促使土家人组建乡勇自卫,于是双方开挂。

  械斗双方都聚集武装,摧毁对方的村庄,互相残杀,抢掠妇女财物,放火烧屋,叫做“铲村”。被害的一方再聚集力量进行报复。造成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废,村落丘墟,人民流离失所。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是客民占优势。咸丰八年以后,各地土人组织起团防局,加紧训练乡勇,双方战斗呈拉锯状态。其间,清政府地方官吏曾出面调停劝和,由于双方仇怨已深,和议随即又被推翻,械斗再起。咸丰十年以后,土人的反攻节节胜利。客民村庄田地多被土人占领,被迫到处流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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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俘虏了总督叶名琛。继任的总督对土客械斗一直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但到了同治年间,发生了两件事,令清政府态度转向,决心镇压客家人。

  第一件事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广西大成国起义被镇压后,原大成国将领高明县客家人戴紫贵率领部分洪兵突围,经信宜,电白、阳江辗转回到高明,被当地客勇推为领袖。同治元年七月,戴紫贵在阳江收编了一支从广西流窜来的洪兵队伍。这样一来,清政府就认为客勇已经从助剿洪兵变成与洪兵合流了,两广总督瑞麟就命令卓兴向戴紫贵进攻。戴紫贵所部在土勇和官军的追击下,流窜于阳江、恩平、阳春、新兴之间,最后钻进高明西部的五坑山区,尚有三万余人,终因弹尽粮绝而自缚出降。戴紫贵及主将被杀,客勇被分别安置。

  第二件事是:集结在新宁大隆洞山区的20多万客家人,因粮食缺乏,其首领汤恩长率领一支精兵向东开拔,扬言要与赤溪、曹冲的客家人会合。同治二年正月初四,这支队伍经过广海城寨时,突然发起进攻,攻进广海城,杀死四千余人。于是清政府派布政使吴昌寿亲自带兵收复广海城寨。清军经过五个月的围攻,于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攻克广海城,杀死客勇数千人。与此同时,恩开新三县的土勇,乘机围剿大隆洞的十余万客家老弱妇孺,杀死几万人,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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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同治五年九月,浮石土人绅士赵树藩等陷害客家人,说赤溪客家人多系天地会余逆,请求广东清政府派兵镇压。当年冬天,清政府派遣湘军数万进攻赤溪。客家人进行了顽强阻击。11月25日,客家人在磅礴斩了湘军副将翁桂秋,第二年正月又杀死湘军副将王东林、贺国辉。同治六年二月,广东巡抚蒋益澧亲自带兵来援。四月,布政使郭祥瑞到浮石军营与蒋会商,他们了解到客家人并非天地会洪兵,于是召集土客双方绅士调解、议和。这样这场悲惨的械斗才结束。

  客家人先后被安置到清远、韶州、嘉应、潮惠、新宁、琼州等地,有的也迁去外省和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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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土客大械斗死了百万人,真相是什么?惨不忍睹

  咸丰四年(1854年),当曾国藩发表战斗檄文《讨粤匪檄》,号召天下读书人共同抵制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洪秀全早已攻下南京。

  这个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早期活动和传教的地方,都是客家人聚集地。拜上帝会的核心成员,也以客家人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广西贵县一个客家富户,名叫温亚玉,打算纳已同土著汉人订婚的一个壮族女子为妾,遭到土著汉人的反对。

  这件小事,引起了贵县客家人与土著汉人间大规模的械斗。

  客家人败北后,房屋被土著汉人纵火烧掉。大约3000名无家可归的客家人,干脆加入了拜上帝会,寻求庇护,并成为金田村燎原之势的重要火种。

  凝聚力强而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人,在不断的移民迁徙过程中,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土客矛盾激化结出来的“奇葩”。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民间械斗的升级版。

  与此同时,他的家乡同胞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大械斗。但在太平天国的“光环”下,这场战争,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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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皇帝曾向福建布政使张集馨打听民间械斗的情形。以下是君臣的部分对话实录。

  咸丰帝:械斗是何情形?

  张集馨: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住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咸丰帝: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集馨: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

  咸丰帝:杀伤后便当如何完结?

  张集馨: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

  咸丰帝:命价每名若干?

  张集馨:闻雇主给尸亲(死者家属)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这个江苏仪征人还跟皇帝调侃,说这些民间械斗的死难者“勇则有之,忠则未必也”。

  因为福建、广东的械斗传统“声名在外”,被任命到这些地方的官员,多少都有点头大。

  清代不许官员在原籍任职,派到闽粤两省的外地官员,因为语言障碍,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政治环境。

  当地大族一般也不会把外地来的地方官放在眼里。

  粤东民情彪悍,惠州、潮州、嘉应三地最能打,也最敢打。地方官想在这三个地方征收钱粮,要募集一帮更能打、更不要命的人下乡催收,否则一个子儿都收不上来。

  最离谱的是潮州府下的普宁县,不要说收不到钱粮,就连官方的户口登记系统都是瘫痪的,当地人处于政府压根管不着的状态。

  这么彪悍的百姓,都是在宗族械斗的传统中练出来的。

  郭嵩焘代理广东巡抚期间,发现粤东的风气,已经影响到了广府一带,东莞、新安(现深圳市)诸县,在彪悍斗狠方面,跟潮、惠的风气相当接近。这些县的富家大族,自行营造土城,大量购买枪炮,干啥呢?干强抢豪夺的勾当,俨然地方一霸。

  离省城那么近,派兵去抓捕,派的人少了,他们就公然拒捕,派的人多了,他们早已收到风声,逃之夭夭。

  当时,在全国的军事版图上,潮勇跟湘勇、楚勇一样,以强悍、能打死仗出名。在省内,东莞勇则与潮勇齐名,都相当强悍嗜杀。这其中,还有一支客勇。客勇也不是吃素的。

  咸丰四年(1854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了洪兵起义。

  洪兵的目标是“擒龙拿虎,劏羊拜佛上西天”。翻译一下,就是拿下石龙、虎门(现均属东莞)、广州(俗称羊城)、佛山,然后挥军西进广西。

  可以看出,洪兵的活动范围集中在广州及其周边一带。

  官府对付洪兵起义,倚仗的主要力量就是客勇。当时率官兵在新会、鹤山边界抗击洪兵队伍的赵源英,对客勇打仗之英勇,印象深刻。

  赵源英的官兵中,有1000名鹤山的客家人。他说,这些客家人身裹旧棉胎,天气很热也不解下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冲,直到与对方肉搏,用刀相互砍斫,生性相当勇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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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官府招募客勇对抗洪兵,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一个是,清廷正规军无论是八旗、绿营,当时已经腐败堕落到不堪重用。

  更重要的是,洪兵的参加者多是土民(珠三角本地居民),官府深知客家人与广府人素有嫌隙,矛盾很大,所以想利用他们的对立情绪,激发客勇的战斗力。

  这一用心,蛮险恶的。

  不过,广东土客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秘密。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攻打广州城的时候,英国人一度就想利用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矛盾,打算从香港招募一支由200名客家人组成的特种部队支援攻城。

  珠三角的土客矛盾,是由移民引起的。

  明朝晚期以来的人口增长趋势,使人均土地占有率下降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广东的数据是,从1685年人均耕地27亩,降到1780年代后半期的人均两亩多,进入19世纪后,更减少到不足两亩。

  许多家庭必须应对这个残酷的问题:要么弃农从商,要么移民迁徙。

  全家、全族乃至整个乡里前往外地,寻找可供耕地的土地,这种情况在闽粤两省,时常发生。这样,客人(新迁入者,即客家人)与土著(先迁入者,即广府人)势必产生资源的竞争。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暴力的使用。

  在广东省内,客家移民从东部的嘉应州、惠州府西迁,进入广州府、肇庆府之后,与当地土著的矛盾和冲突,就此埋下了引线。

  广府人早已占据了当地最好的资源,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压迫新来的客家人,还在文化上歧视、丑化客家人。他们称客家人为“匪”,为“贼”,或者给“客”字加上反犬旁,表示客家人野蛮、未进化。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关于语言的鄙视链。我们知道,中原人瞧不起南方人(包括广府人),一个根本原因是语言不一样,无法沟通,所以直接嘲笑南方方言是“南蛮鴃舌”。结果,作为被嘲笑的对象,广府人竟然把这个词捡起来,用到了处于鄙视链更底端的客家人身上。

  别人嘲笑我的,我将转嫁到别人身上。人群的优越感,往往通过这种鄙视链来传递。

  土客双方最终酿成械斗,表面原因大多正是因为语言沟通而起,故而也被称为“分声械斗”。

  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从来不会甘愿受鄙视。所以,面对中原人“鸟语”的嘲笑,广府人的回应是:我们才是中原古音。同样的,面对广府人“鸟语”的嘲笑,客家人的回应是:你们也配?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原古音。

  这正是:别人用正统打击我,我就建构一套正统反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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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语言分歧还不能算是土客械斗的根本原因,经济和制度原因才是。

  客家人为争夺坟山、墓穴,而引发的民间械斗,在闽粤两省的发生频率,就跟在东北见到“你瞅啥”“瞅你咋滴”之类的骂架一样普遍。

  客家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争夺坟地?其实,从制度上就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

  清代律例对客民在移居地落户,作出了极其严苛的规定。严苛到要求客民须在该地居住20年以上,且须置有田产、庐墓,才能够申请落籍。

  客家人为了获得法定身份的认可,于是一方面努力积累经济实力,购置田产,另一方面还必须谋求墓葬之地。

  跟现在一样,户籍不仅是合法身份的象征,还是谋求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

  最关键的,就是学额(府县生员录取的名额)分配。因为土客学额之争,使得双方的士绅都抛弃修养,直接成为械斗中的带头人。

  客家人谢元位,原籍嘉应,乾隆十一年(1746年)起携眷寄居高明县,置有田产。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的儿子谢国佐,以寄居满20年,申请在高明县参加科举

  结果,土著生员谭瑛等人极力阻挠。高明知县因此批复称,谢国佐有原籍,应回原籍考试。

  谢国佐不满,告到省里,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结果。

  一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整整十年,谢国佐仍不死心,一直在为学籍之事上访。尽管清朝律例明确规定了落籍、学额等条件,谢国佐认为自己的条件完全符合规定,但在地方势力的干预下,他的执着,如泥牛入海

  在这期间,高明土著士绅也没闲着。他们也在一路控告谢国佐等客籍生员冒籍捐官的问题。

  双方控诉往来,最后以土著的胜利告终。

  客家人争取入籍与学额之路,异常艰辛,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一些客家人集中的县州,政府才准许另编客籍,单独给予一定的生童名额。尽管名额很少,限制颇多,但客家人在科场上总算有了一席之地。

  发出《讨粤匪檄》的曾国藩,早年考科举,经常抱怨自己没天分。如果他是一个客家人,他或许连抱怨天分的资格都没有,他要先抱怨制度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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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初算起,经过100多年、五六代人的隐忍抗争,到道光、咸丰时期,广东中西部的客家人已经不像他们初来乍到那会儿,满足于蜗居穷乡僻壤,做佃农帮佣。

  一些家族开始“反客为主”。

  这些发展起来的客家人为了取得广府人的田地,引诱土民子弟参与赌博,通过借贷给他们,最终让他们以割让田地来偿清巨额高利贷。

  广府人压迫客家人,这么多年,压迫习惯了,突然面对客家人的经济崛起,没有羡慕,只有嫉妒恨。客家人则一直不习惯被压迫的日子,总在寻求机会“反客为主”。双方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

  咸丰四年的洪兵起义,给客家人送来了复仇的“机会”,也最终将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最爱君前面讲过,广东官府因为正规军战斗力不行,于是通过招募客勇剿匪。这些客勇杀红了眼,最后假公济私,开始有意识地报复广府人。

  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最早偏离了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广府人。他们任意指认土著居民为洪兵成员,肆意屠杀,然后占据其田地、坟山。

  其中,打杀广府人最落力的是武举人出身的客绅马从龙。他请得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准许,以带领客勇清剿洪兵余孽为名,诬蔑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使得这股报复土著的仇杀之风,蔓延至广东多个县。

  这场土客大械斗,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持续到同治六年(1867年),长达13年。有学者估计,在这场械斗中,双方的伤亡达五六十万,即每年四五万或每天在100—150人左右。

  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根据广东地方文献记载,这场大械斗的死亡人数当在百万级别。民国《赤溪县志》记载此事说:“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

  根据历史学者刘平的研究,土客大械斗的波及范围应该在珠江西岸的17个县,包括鹤山、开平、恩平、新宁、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等等。

  史载,当时土客双方的日常生活已经进入军事化状态,“士农习战,人皆带剑,户尽佩刀,巨炮洋枪,视为故物,碉楼寨栅,俨若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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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人诉诸暴力,广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周围各县土客械斗战火烧了两年之后,咸丰六年(1856年),新宁县土绅李维屏等人联络开平、恩平两地土绅,图谋共同“灭客”。为了取得广大土著的支持,这些土绅极力宣传客勇仇杀土民的行径,土民为求自保,纷纷响应,采取武力对抗客民。

  于是,广府人用红旗,客家人用白旗,分旗列阵,互相动员,双方的血腥残杀在一片红白之间,渐渐失去了边界。

  械斗最激烈的时候,双方都采取“铲村”政策。就是说,聚集武装,血战到底,摧毁对方的村庄,抢掠妇女财物,最后一把火把村子烧了。被害的一方则重新聚集力量,杀回来进行报复。如此往返,死的死,逃的逃,田园大片荒废,村落成为废墟。

  新宁东路的赤溪一带,客家人与本地人向来相处和睦。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客民知道械斗不可避免,但为了维持和平局面,还是努力通过土民士绅,在一座庙内歃血会盟。土客双方立下毒誓:谁先开战端,谁就遭灭族天谴!

  然而,再毒的誓言也挡不住理性的丧失。仅仅一个月后,广府土著在赤溪一个叫火烧寮的地方先动手,杀死一名客家人。

  战端开启,遂不可收拾。赤溪三面环海,北面又是广府人聚集地,客家人无路可逃,只能应战。这一战,就是整整11年。

  最惨不忍睹的一次,是河洲村的械斗。广府人雇请匪勇分路来攻,客绅钟毓灵率壮丁抵御,立寨固守。钟还约请周边客村联合设防。但终归抵挡不住土民的强大攻势,此战,河洲村男女死了数百人,领导者钟毓灵则被掳到新宁县城进行肢解,土民争啖其肉,惨不忍睹。

  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新宁县内许多客村相继沦陷,成千上万的客家人只好趁夜西迁。其中一路西迁的客家人在凌晨时分,遭遇广府人伏击。突然锣声四起,广府人分头截杀,客家人惊慌四散,最终遇害者高达4000余人。这是土客互斗以来,客家人被杀最多、最惨的一次。

  这次遭遇战给客家人留下难以磨灭的惨痛回忆。客家人认为,当天因为扶老携幼西迁,行程缓慢,加上沿途经常有婴儿啼哭,这才被广府土著察觉并连夜纠众截杀。

  此次教训之后,客家人凡是携眷迁徙,途径土民聚集地,都要用棉花塞住小孩的嘴,或用鸦片烟膏涂口,让小孩醉而不啼,但因此闷死的小孩不在少数。

  客家人的另一次大厄运同样发生在迁徙途中。当时新宁西路的客家人富户迫于原居住地被广府人占领,集体乘船迁往曹冲、赤溪。不料,出海即遭遇海盗抢劫,被劫去金银20余万,男女被杀及封闭船舱内闷死者达2000余人。

  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除被杀戮外,年轻男子还被广府土著掳掠,运到澳门,再转卖往秘鲁、古巴作苦力,俗称“卖猪仔”。土客大械斗期间,被土民掳卖的客家人,人数大约两三万。

  客家人损失惨重,但广府人也付出沉重代价。史料记载,当时“凡土客互斗地方,皆白骨遍野,骷髅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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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而言,因为人多势众,广府人在械斗中相较客家人占有军事优势。但这还不够,广府人利用政治优势,不断向上控告,由县到府,到省,再到北京。

  他们的控告实际上怀有强烈的私心,不是要官方派人客观调解土客双方的矛盾,而是单方面请求官方派兵驱逐、弹压客家人。

  广府士绅的“上访”起初并未引起重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洪兵叛乱初期,参加者多是广府人,官方决定招募客勇讨贼,所以不可能站到广府人一边;二是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不良大局,拖住了政府的心力,土客械斗被当作民间私事冷处理。

  同治四年(1865年),广东恩平举人冯典夔到京上访(即“京控”),指称客家人自倡乱以来,前后杀广府土著十余万,焚毁村庄、劫掠妇女不可胜计,要求朝廷出兵平定“客匪”。

  当时的广东代省长(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对冯典夔的控词提出辩驳,客观地指出土客双方经年累月的大械斗,根本没有正义与非正义可言,也没有是非曲直可论,而且双方互相掳杀,伤亡都很大,各至数十万人。

  郭嵩焘说,在大械斗中,土客两方都不可理喻,都无比残忍。“客民残杀土民,掘毁坟墓,洗荡村庄而以为固然;土民残杀客民,屠灭种类,霸占田产而亦以为固然。”

  总之,双方都彻底失去理性,应各打五十大板。郭嵩焘强调,切不可光听广府人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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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吸纳了郭嵩焘的意见,专门发文强调,处理土客冲突,要一体同仁,应该“分良莠”而不是“分土客”。

  但在实际执行中,政策还是变了形。官方态度明显偏向广府人,批准广府人建立团练,剿办“客匪”。政府也不时派遣军队围剿客家人。果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等到曾国藩灭了太平天国,洪秀全去见了上帝之后,帝国大局逐渐安稳下来,官府才有心力去应付广东的土客大械斗。

  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帝国统治者也害怕,迁延日久的土客械斗发生性质演变,由民间互斗变成举旗叛乱,再生出一个太平天国,那大清剩下的半条命就要彻底搭上了。

  接替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的蒋益澧,莅任之初,就定下剿办“客匪”的政策。

  蒋益澧是湖南人,左宗棠的亲信。他调来数万湘勇,用于剿办“客匪”。但在实战中,这些大名鼎鼎的湘勇,对阵客勇并未尝到甜头,反倒时常吃败仗。

  原因很简单,客家人久经战斗,视死如归,又恨官兵不察客情,助土为虐,所以打起仗来尤为勇猛。

  广府人对官军也时常不领情。他们不时会伏击官军与客民。潮州总兵卓兴一路护送投诚的客家人,行至恩平之唐劳一带,恩平、开平等县的广府土著沿路掳杀客家人400余名,还劫杀护送的官军,进攻官军营盘。此事令卓兴大为恼火。

  广东,被称为中国最能打的省份,从土客双方对待官兵的态度和战绩,可以知道这个称号不是盖的。长期的暴力械斗传统,实际上使广东民间形成孔飞力所说的“地方军事化”。他们有胆量,也有能量抗衡官方势力,一旦他们认定官方不能遂其愿的时候。

  在剿办“客匪”时,蒋益澧使用一种叫天花炮的炮弹,一旦落地炸裂,十丈之内,房屋倒塌,全无活物。

  不过,客家人很快观察发现,这种炮弹由火线引爆,从坠地到爆炸,有个时间差。于是妇女儿童每次看到炮弹射落,争先跑上去,摘去火线,将炮弹交给客勇指挥者。

  听到消息后,估计蒋益澧整个人都黑线了。

  这也促使蒋益澧产生了从剿到抚的思想转变。据说,蒋益澧在巡营时曾登上山顶,望见客家人的堡垒内,男耕女织,儿童读书,井然有序,恍然大悟客家人非贼,他们只是守死自卫而已。

  客绅头目此时也冲到军营,面谒蒋益澧,表示愿意放下武器,拥抱和平。蒋益澧大为感动,即刻转向促使土客息斗和好的路线。

  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一批客家人前往广府人的地盘内扫墓。

  过去的十余年间,土客双方互有攻占,导致广府人有祖坟落在了客家人占有区内,客家人也有祖坟落在广府人占有区内。蒋益澧促进土客联和的第一招,就蛮打动人。他谕令土客绅民不得阻拦客家人或广府人互相入境扫墓,尤其应当妥当保卫对方的祖坟。

  早已厌战的土客双方,此时内心的愤怒被短暂软化。

  作为土客议和的一个主要成果,官方将客家人相对集中的新宁赤溪单独设厅,听任客家人迁入。民国元年(1912年),赤溪厅改赤溪县。

  持续了13年的血腥大械斗,落下帷幕。但它在土客双方的集体记忆中,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后,一旦陷入现实的口角,广府人和客家人就会轻易调动历史的仇恨,再次撕裂那个表面已经愈合的伤口。

  郭嵩焘曾近距离目睹那场血腥大械斗,他为此反复哀叹道:“劫运生于人心,人心知悔则劫运立消,人心交相为构则劫运滋烈。”

  但愿我们的民族,可以以更文明的方式,调解彼此的争端,永远不要陷入残暴而非理性的缠斗。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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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广东土人和客家人十几年大械斗,结果如何?

  广东的土人跟客家人本事同根同源,都是同中原迁去的,只因有先后,所以才有了客家人一说。开始同居一地融洽的相处了上百年,与一家人一样。事情就是开始从这里转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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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朝咸丰年间爆发了农民起义,开始不分土客,都共同的打击敌人。后来一个客家地主幼子被杀,这地主不惜倾家荡产招募客家的壮丁的开始报复,别说这个人还有一些能耐,帮助清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是却趁机的洗劫财产,这就损害了土人地主的利益了,有利益就会有斗争。

  土人扬言,客民挟官铲土。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开始了,土人要驱逐客家人,客家人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从此械斗开始了。双方各自训练壮丁,相互的防备。往往两个土家客家两人人的争斗就会引发双方大规模的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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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相互攻击报复,根据记载咸丰六年五月初十于恩平松柏山的土客3县会斗,死亡就达2000余人。六月初十深井大门的械斗,死亡1600余人。九月初十,大湖山械斗,死亡1600余人,双方成了不死不休的状态。斗争也开始越来越激烈,苦的全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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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人福同团,统一了客家壮丁的指挥,开始进攻广海城,双方死伤无数。当时省政府看来这是造反,于是派兵镇压了福同团,壮丁怎么会是训练有素的官兵对手,这样福同团解散。

  经过十几年的械斗双方伤亡数十万,根据一个县志的记载,土客械斗中互相残杀至死者达23000人以上,还有2万人在离乱中染上瘟疫致死,这种械斗记载数不胜数。后来双方议和才止住了杀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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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械斗规模可不亚于一场小型的战争,械斗的后果当然非常惨重,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下来,经常会有几十人伤亡,而且常常会结成世仇,数数代代打下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就更不用说那时候形成的碉堡样式的房子,这不是为了防止土匪的。

  但是这些在建国后械斗都不存在了,土客早就相互通婚,在不会有历史上的这样大规模的械斗了。都是炎黄子孙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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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广东前世历史—史上最惨烈斗殴——土客大械斗

  清朝1854年至1867年间,广东土著广府人与客家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持械斗殴事件,这场历史上最具规模、最惨烈民间械斗事件持续了13年,死伤数十万。那么这场惨烈的械斗事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结束的?对现在的广东形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了解这些问题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广东土著广府人与客家人的来历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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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时期,广东省这个名称已经开始正式使用。清朝初期由于战争原因,广东人口大为减少。康熙中后期起,清政府采取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措施,废除人头税并入土地税,广东人口慢慢增加起来。

  而广东本地土著,一般称之为广府人,居住的珠三角及粤西平原区,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广府人普通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很族姓家谱都有记载,唐、宋末年,中原内常年战乱,不少氏族为避战祸和自然灾害,都逃到南雄珠玑巷,由于对岭南各地的情况不怎么了解,不敢再贸然南下,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居住了几年以后,他们逐渐适应了岭南地区气候和生活习惯,才逐步南迁珠江三角洲。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宋代胡妃之祸,被迫南迁避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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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客家人历尽坎坷,背井离乡,多次的迁徙让他们颠沛流离。两宋时期,客家先民辗转奔波,最后找到闽、粤、赣交界地区这片大本营,因为这时就有了户口,有“主”、“客”之分,新移民过来的编为“客籍”。久而久之,就自称为“客家人”。

  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南下,拥有相对先进的文明和生产方式,所以才能把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最后“反客为主”,形成独特的客家民系。

  由于客家人迁入广东的时间比广府人晚,当时广东珠三角及粤西平原区已经基本被广府人开发完毕,所以客家人只能聚居在不易开发的山区。随着时间推移,客家人口渐渐增多,贫瘠的山区承载能力有限。而广府人居住的珠三角及粤西平原区,地广人稀,物产丰富。于是部分客家人迁往了珠三角东岸的增城、宝安县,以及粤西的肇庆、五邑地区。

  这时候,客家人遇到的就不再是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了,而是更早进入珠三角及粤西平原的中原汉族移民后裔广府人,这时候的广府人文化、生产方式同样先进,而且在当地根深蒂固。所以客家人在闽粤赣交界处的反客为主,在这里就毫无作用了。

  两大民系同处一地,由于文化、习俗、观念等方面的不同,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不少矛盾与摩擦。而这也为日后的土客械斗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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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了一次反清起义。起义军自称“洪兵”,即洪门造反军之意。洪兵起义的军队以土著广府人为主,起义军开始围攻广州城。

  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坐困孤城,岌岌可危。而大清国内忧外患,太平天国等国内叛乱四处皆是,没兵将可调,那时候比较流行团练、募勇,也是朝廷应对危机的法宝。叶名琛刚开始是大量募勇,可战事持续不停,政府财政赤字,没钱了。叶名琛就以官衔官职为诱饵,股东有钱的乡绅出钱招募族人与朝廷官军携手作战。

  在这个过程中,由客家人组成的客勇就应用而生了。在协助政府军镇压洪兵的过程中,鹤山、高要、开平等地的部分客勇乘机公报私仇,对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摩擦矛盾的广府人进行打击报复,烧杀抢夺了不少广府人。

  广府民系一些豪强乡绅一看,这样下去还得了?要联合起来反抗客家人崛起才对。于是就联合周边的广府民众,制造谣言,说客家人要反客为主了,要杀尽我们广府人。于是周边开平、恩平、鹤山、高明也跟着举旗而起,开始跟客家人玩命了。客家人也不让步,谁怕谁啊,也挑选壮丁对干起来,你来我往,至此民间最大最惨烈的土客持械私斗正式爆发。

  那么政府管不管这事呢?这时候,一边是太平天国运动加洪兵造反,另外一边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英法联军都杀到北京去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管这民间斗殴案?

  一时之间,双方真刀真枪干,越干仇恨越深,仇恨越深就越停不下来,这场斗祸起于五邑地区,蔓延至云浮、肇庆、阳江、茂名等地,这一斗就是血雨腥风的13年,斗祸导致双方死亡人数达到数十万之多。

  清政府在械斗刚开始的前6年也不把这场械斗事件当回事,认为只是简单的聚众斗殴。中间3年,发现事情确实很严重,就恐吓震慑一下,促进双方讲和,但土客双方此时已经杀红了眼,哪里停得了手?最后4年,由于广府人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客家人,绅士和官宦者多,不停上诉京师,历数客匪凶残等等。政府受到广府豪强的压力或贿力,围剿安抚并用,主要去围剿客家人,才基本平息了这场蔓延13年的械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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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最后3年的械斗,由于官兵的介入已经演变成了客家人与官军的对抗了。经过这么多年的战斗,客家人也厌倦了械斗,以求抚而告终。客民求抚,那就总得有个好的安排。与广府人同处一地,已经不可能了。除了台山清赤溪厅、高明五坑和鹤山云乡等地的客民外,其他的客民或返回原籍,或被安插在广东的高州、廉州、雷州和海南的琼州,以及广西东部,也有部分客民因此甚至飘洋过海去谋生。可以说土客动乱使得客家人开始了第五次的大迁徙。

  而这一系列变故导致珠江三角洲地区客家人口锐减,如四邑地区土客械斗前客家人可占当地总人口约五分之一,而械斗结束后只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三。

  这场历史上最具规模、最惨烈、持续时间最长的民间械斗事件,不仅给土客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对当地的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正是这场死亡数十万的惨烈冲突,也直接导致五邑等地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移民到东南亚、北美洲,也形成了大量的广东华侨。

  当然,也正是大量广东华侨的形成,使得广东人的视野、思想变得更加国际化和现代化,为今天广东经济的腾飞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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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土客冲突的双方在不同地点均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广西的土客冲突,土方为壮族、瑶族,客方为客家人等。湖南的土客冲突,土方为湖南湘语人,客方为江西江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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