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变法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的缺陷和变法中的种种弊端是主要原因。

　　成效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结果

　　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

　　原因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

　　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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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变法：纵观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始末，深感他一方面忧国忧民，勇于任事，敢于创新，有强烈的改革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行藏自如，既极于有为，又能尽于无为。的确，他具有推进改革的高超领导智慧，是一位智商、情商、财商俱高的改革家。他推进改革的领导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对于当代全面深化改革颇有启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以择术为始”，从改革创新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创新学理、政理、事理做起，打破思想桎梏，选择和确立体用合一、经世务实的新经术为改革变法的指导思想。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2月，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式参与政事，成为变法改革的主持人。据《长编拾补》记载，王安石与宋神宗论治国之道，神宗问治国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以择术为始，当以尧舜为法。王安石劝神宗以尧舜为法，行先王之道。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王安石对神宗明确地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表明他的经术不再是那种儒家的空洞无用的经术，而是与世务贯通的体用合一的实学，是一种以先王之道为名的新经术。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变法改革是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改革创新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他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以择术为始”的思想理论准备。面对重重压力，王安石一靠谋略，二靠勇气，表现出巨大的自信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并鼓励神宗以经术向流俗开战，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的经术思想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奠定变法的理论基础，为改革提供了思想保证。

　　其次，改革方案深思熟虑，全面配套，从改革科举、培养人才入手，着力于理财治军、富国强兵，先易后难，步步深入。

　　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这不仅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是给国家带来洗不清的屈辱，同时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苦难。宋代的这种贫与弱又都是相对的。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造成入不敷出。军队数量庞大，但是战斗力奇差，几乎每战必败。王安石认为，要解决兵多而弱、财富而贫这两大严重问题，必须变法革新。 ...查看更多

　　梁启超先生在其《王安石传》一书中，对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同样身为改革家的梁先生说：“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当然，任公之言毕竟只是一家之言。王安石生前身后所受争议之大，历史上能出其右者可能不多。王安石主要是因变法而名留青史的，在当时和其后，对他变法的正误得失就一直是政治家和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此外，其孤傲执拗、刚愎自用的性格，无疑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认识王安石，了解王安石，为人为政均大有裨益。

　　王安石将他的变法理念付之于行动，是宋神宗上台以后的事。宋仁宗当了40年皇帝，其间也有过像范仲淹、包拯这样的名臣，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总的说来，宋王朝的光景是每况愈下。宋神宗上台时，兼并之风日盛，国家是越来越不景气。宋神宗是20来岁时上的台，年轻人，朝气蓬勃，想有一番作为，但仁宗和英宗给他留下的老臣，都帮不了他什么忙。他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倒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这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的建议只要一得到宋神宗的夸奖，他就会乘机举荐王安石，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说得多了，宋神宗也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了。那时，王安石因母亲过世而一直守丧在家，宋神宗便下了道命令要王安石进京来。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召进京，来到京城，神宗皇帝即召见他，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些什么?王安石答：首先是要选择治理国家的方法。皇帝又问，向唐太宗学习可不可以呢?宋神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贞观之治是后来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们向往的，不料王安石并不把贞观之治十分放在眼里，回答说：何必学唐太宗呢?要学就学尧舜之道。尧舜之道，非常简便、关键、容易，只是后来的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便以为高不可攀罢了。宋神宗很满意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进京的第二年，就让他当上了副宰相，参与执政。王安石参与执政时的朝廷，暮气沉沉，有“生、老、病、死、苦”之说。生，指的是王安石，他得到神宗赏识、委以重任时，年方49，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又决心一展平生大志，故谓之生;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已年过70，遇到事情需要表态时就哼哼哈哈，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没有一个准信，谓之老;另一宰相富弼，年65，三朝元老，见神宗重用王安石，他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便干脆常常称病不到朝廷上班，谓之病;副宰相唐介，在王安石上任两个月后便病死了，谓之死;还有一个副宰相叫越抃，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又知道反不了，于是常私下叫苦，谓之苦。执掌政权的中枢大臣除王安石外，竟然是“老、病、死、苦”，王安石处境之难可想而知。他要推行变法，显然不能依靠这些老、病、苦的人，于是，他大刀阔斧，该退的退，该上的上，经过一番人事调整后，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行起他的变法来了。

　　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看，可以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当时兼并之风日盛，青黄不接时大多数农民遭受有钱人家的重利盘剥，大姓巨贾垄断操纵市场，差役繁重，不少人家因之倾家荡产。王安石的变法，正是针对这些弊病进行的。如青苗法，就是当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家借钱给他们，秋收时还，年息二分。当时地方上设得有常平广惠仓，丰年时买谷储藏，荒年时平价出售，但荒年不常有，广惠仓也就常有积压，积压久了，粮食霉变造成浪费。新法将广惠仓的钱不再买谷积压，而是借给农民并收息，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好事。现在颇为时行的“农贷”，不知是不是和这青苗法相似?又如均输法，就是将各地方对朝廷的上贡改为中央直接采购。地方上贡的货物，不一定就是朝廷需要的，而且很多地方距京城路途遥远，货物运到朝廷往往得不偿失。新法是将这些货物就地集中卖掉，然后将钱给中央，中央则按需要就近采购。又如市易法，就是为了打破大姓巨贾对市场的垄断，王安石为此设置了“常平市易司”，贱时买进，贵时卖出，既可平衡物价，又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在强兵方面，他制定了保甲法，即十家为一保，家有两男以上的取一男为保丁，保丁发给武器，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这个措施与裁兵法一道，寓兵于民，既节省了国家大量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国防需要。在育才方面，王安石和他的弟子一道，对《诗经》、《尚书》和《周礼》重新注释，并以此为教材，改组太学，扩大招生名额，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的人，而是录用懂得经世之术的人。公平地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仅对当时的弊病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由此可见，他的思想确实是非常超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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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变法失败后，士大夫不是对变法利弊得失的权衡总结，而多是对王安石个人的嘲弄和攻击，他们或从形象、习惯入手，或从性格、经历着笔，给王安石贴上了一系列神神叨叨和稀奇古怪的标签，颇见搞笑的一面。

宋人正史或野史，连篇累牍地围绕他的外貌做文章，或说：“虎头牛耳”，或说：“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或说：“目不停转，视物如射”。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宋仁宗邀请大臣们钓鱼，王安石以知制诰受邀，大臣们专心钓鱼，王安石却把茶几上放置的鱼饵当做零食，吃个精光。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着邋遢，形象猥琐，这就是宋人笔下的王安石形象。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惺惺相惜的知交，但经过变法，两人反目成仇。他俩曾在宋神宗面前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是因为缺乏理财之道和善于理财之人。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国家的职责就是更加科学合理地分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他责备王安石所谓理财，不过是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罢了。他们的矛盾焦点在于一个“利”字。所以，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一书中，就用调侃的语调讲了一个故事，说身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献计说：“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来造田，当一本万利。”王安石一听，眼睛贼亮，兴奋地问道：“那放掉的水，何处可容呢？”有人接口说：“在梁山泊的旁边，再掘一个八百里泊，就可容了。”在场之人，无不笑倒。司马光借这个故事，把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性格大大讥讽了一番。

北宋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任宰相期间，每当生日，那些部下纷纷献诗，僧人道士则颂“功德疏”，竞相祝贺。光禄卿巩申别出心裁，以“放生”的方式为王安石祝寿，他用大笼子装来许多鸽子，然后一只一只地放生，每放一只，他都恭恭敬敬地磕头祷告说：“愿公一百二十岁”。如此反复，极尽巴结之能事。凑巧的是，当时有一守边将军的妻子生病，手下一虞候(侍从官)竟然割股肉进献，以至远近骇笑。有好事者以这两件事做了一副对联：“虞候为县君(古代妇人封号)割股，大卿为丞相放生。”

无独有偶，南宋李壁在《荆公诗注》中也记载了一个段子。王安石的儿子王雾，才华横溢，志存高远，20岁前就已著书数万言。国子监官员范镗为讨好宰相，献诗云：“文章双孔子，术业两周公。”把他们父子的才学喻为孔子，能力喻为周公。王安石看后特别高兴，竟大言不惭地说：“此人知我父子！”

文人喜欢渲染，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常常言过其实。不过，仔细观察王安石的为政、为文、为人，他虽然生活中不拘小节，言语间好发高论，改革上大刀阔斧，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的确有常人不能理解与容忍的一面，但说他陶醉于阿谀之词，狂妄到是非不分，这不符合实情。所以，这些段子和故事，颇有杜撰之嫌。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王安石呢？性格使然。王安石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载，深谙王道而不通权变，深知民弊而不懂“官箴”。变法乃是一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伤筋动骨，必然触动既得利益，他急于事功而又不能因势利导，终于犯了众怒。士大夫不乏对祖宗的孝顺和国家的忠诚，但侵犯了谁都会刺猬般反戈一击，编段子、传谣言不过是他们千万手段中的一个罢了。

当然，也有例外，像黄庭坚，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并因此而遭到贬谪，但他对王安石本人却既欣赏又敬佩。他曾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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